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深重，虽不会终结全球化，但将助推全球化低潮。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化飞速发展，到本世纪初达到高潮。2008-10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标志着这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性转折。以2010年为界，之前几十年世界贸易增长高于世界经济产出，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世界贸易增长一直步履蹒跚。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相对稳定，但是世界贸易额实际上有所下降。

即使在疫情暴发前，已经有许多因素促使全球化进入低潮。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后，以“美国优先”为圭臬，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鼓吹“去全球化”。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铝材料和制品加征进口关税，引发报复措施和贸易壁垒蔓延；发动对华贸易战，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大量关税，大大减少了双边贸易；对诸多国家发起了名目繁多的制裁，打压贸易增长需求；推行大国竞争政策，导致全球供应链收缩或停顿。可见，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低潮。

新冠疫情，进一步助推并强化全球化低潮。低潮时期的全球化不仅进度缓慢、停滞，而且可能发生逆转、倒退。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疫情导致世界贸易下降。为应对疫情，各国经济短暂停摆，全球供应链断裂，复工复产有先有后，今年世界贸易下滑几乎已成定局。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世界贸易将下降13%至32%，远高于世界GDP的预期降幅。世界贸易面临下行压力短时间内难有改变。

其二，疫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全球化。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凸显一味追求降低成本，将零部件生产外包海外生产所引发的供应链断裂风险，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化弊端。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新冠疫情“将改变我们过去40年来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全球化的性质”，并称“很明显，这种全球化正在走向其周期的尽头”。针对贸易依赖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表示，“我们需要考虑如何确保欧盟的战略自主权。”

其三，调整供应链布局成为许多国家疫情之后优先事项。由于具有很大经济效益，供应链不会在疫情后消失。综合来看，供应链布局调整将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实现供应链多元化。限制产品对外依赖程度，构建一个没有任何国家成为某一产品单一来源的格局；二是针对供应链拉得过长所带来风险，不少国家正在酝酿对主要零部件生产基地重新布局，使其尽可能靠近消费地。这可能会提高产品的成本，但为确保需求安全，这是不得不作出的牺牲。三是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过去由于环保、融资等原因外迁他乡，而现在需要将其留在本国国内。上述这些调整，必须在开放市场和相互依存之间，以及“健康主权”和安全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不然很容易滑入保护主义的泥淖。即使掌握好这个度，这些调整也会造成全球化一定程度的收缩。

其四，强化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的审查将遏制资本流动。疫情过后，主要西方国家将步美国后尘，加强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核心部门的审查和控制，以防止本国高端技术外流，削弱本国竞争优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不断出台开放措施，取消外资入股比例的限制，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却转为内向，抬高市场准入的门槛。其结果只能是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以及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拖全球化的后腿。

其五，抗疫期间美国出台一系列“去中国化”、“去全球化”措施。为摆脱抗疫不力的困境，特朗普政府“甩锅”中国，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同时变本加厉，展示对华“强硬”，以迎合基本盘诉求，挽回大选颓势。美国推动在华美资企业回流，促使中美经济脱钩；威胁对华实施新的关税；指示联邦退休储蓄投资署停止对中国投资；宣布升级对华为公司制裁，阻止全球所有芯片制造商向华为提供半导体元件；酝酿并制定在美上市中资企业摘牌法律等等。对遭受疫情打击的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来说，美国这些新花招无疑是雪上加霜，将进一步阻碍全球化发展。

全球化与其他事物一样，都不可能是直线发展的，有高潮必然就会有低潮。高潮时期，驱动全球化发展的原始动力资本，凭借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助力，高歌猛进，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贸易、投资、营销，开展全球大分工和大协作。而此次低潮，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诸多方面取代市场看不见的手，政府通过发布行政命令，运用制裁、征税、断供、限制等行政手段，阻断或延缓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迫使全球化进程换挡减速。

全球化进入低潮，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结束，而只是一个局部的停滞或倒退。面对全球化低潮，根本之策仍是坚持开放，改善营商环境，不断加强供应链效率和稳定；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核心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立足点要放在自主创新上；坚持合作共赢，着力解决发展包容性、普惠性、平衡性不足等深层次问题，共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世界经济。

同时，也应该看到，要消除全球化低潮时期美国等国家推行“去全球化”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低潮再次走向高潮，可能会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