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我们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出路、以开放拓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新机遇。对这个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分析。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稳定性。疫情的发生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所以疫情所带来的产业链调整，也必然要符合市场规律，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

美国等国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有难于逾越的困难：

第一，产业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也难以给予这类企业相应的补贴。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去搞重建工厂，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于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更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的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地的劳动力成本尽管较低，但工人的基本素质往往也较差。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因此综合起来在全球占有相对优势。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品基本依靠大量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难以配套。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优越，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和城市人群的。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美国工业制造业的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备，短时间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或企业天量的投入，这也是基本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方向整合，向更多元化和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撤离中国等于丢弃市场。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条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型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企业分享。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但摩根斯坦利公司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经贸摩擦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原因有二：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在全球衰退阴霾笼罩下无人愿投。

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都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它们的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

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

摩根斯坦利公司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但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IoT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的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的结构性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重构。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新机遇

对我国制造企业来说，应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无关。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而是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具体应对措施包括：

第一，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我们产业链上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会面临断裂危机。面对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倒逼自己，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尽全力将产业链中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

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撒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

第二，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17.23万亿元人民币，受疫情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额下降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可能会更差。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时期延续的情况下，一些出口企业会处于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应制定政策，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份额。

第三，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存在大量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中国石油每年进口大约4.5亿吨，自产大约2亿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石油进口难道要增加到6亿吨、7亿吨吗？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煤炭产能在50亿吨，实际产量大体在40亿吨，用煤炭代替部分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我们要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释放这一领域的市场空间。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汽车每百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比还有一定上升空间。尤其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变革，汽车产业依然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地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我们应该鼓励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努力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缚等问题，通过释放汽车新消费，扩大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第四，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和京东这类的电商企业，其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倒逆势上扬。这说明网络空间所形成的市场，与传统的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能够部分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的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它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量，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提高我国跨境电商平台的服务能力。

第五，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会，我国应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力争成为世界进口第一大国。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持续稳居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能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成为进口大国，首先，会减少与他国的经贸摩擦，大家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全球贸易伙伴；其次，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第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成为计价货币，变成硬通货；第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支付，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第五，进口产品的增加不仅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还会带动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供应结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应该看重的。

总之，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基础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的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的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文章转自《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