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5月13日，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召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0）》《中国对外关系（1978-2018）》发布会，暨全球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研究员在会上的发言，现经本人整理后发表。

疫情发生之后，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亚洲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二是中美脱钩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只讨论第一个问题。

对于后疫情时期全球化的命运，国内外学术界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全球化不可逆转；另一种观点是全球化将会停滞，甚至倒退。但很多争论源于两个技术性的分歧：全球化的概念与全球化停滞与否的时间段。如果双方对全球化内涵的界定不一样，这种争论就成为鸡和鸭的对话。同样，不对时间做出界定，争论也不可能有结果，比如，全球化不可逆转究竟是指未来5-10年，还是30-50年，这是不一样的。全球化的历史证明，它的演变存在着周期性，但总体是向前的。

为此，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概念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另一方面是指影响、制约这种跨国流动的规则和秩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属于全球化的生产力特征，其发展方向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后者则属于全球化的生产关系特征，其前景取决于民族国家的立场与相互间的博弈。至于所讨论的全球化发展方向时间段限于未来5-10年。基于这种前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后疫情时期全球化将进入一个停滞阶段。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反全球化浪潮就已经存在，这是多数人的共识。下面我们就围绕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原因及其疫情的影响来简单分析一下后疫情时期全球化的命运。

第一，发达国家不平等问题加剧。过去20年间，无论是基于流量指标的基尼系数还是基于存量指标的基尼系数，发达国家不平等问题都在加剧。对于不平等问题加剧的原因，尽管在学术层面存在分歧，但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家与民众把它归结为全球化。因此，近年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日趋强化：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制造业回归、本国优先、公平贸易、弱化多边贸易机制等。面对疫情的冲击，经济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发达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如果再考虑到某些西方政治家在病毒暴发责任问题上的甩锅行为，民众对全球化的负面认知会进一步提升。

第二，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影响的不确定性。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是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基础。全球化以往的历史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但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自动化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是否会简单复制以往的发展模式则是不确定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到2030年最高将有8亿人的工作为自动化技术所取代，占全球工作岗位的30%。进而，这将影响到企业在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之间的配置。至于这些失去工作岗位的人员的出路及其社会影响则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经开始对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和形态产生了影响，只不过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成为全球化的直接动力。比如，过去十年间，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密集度（贸易占产出的比例）在大幅下降；受跨国劳动力成本因素驱动的贸易比例在降低，据估算，全球商品贸易中超过80%的部分并非是劳动力成本因素所驱动的；价值链从全球向区域转型；等等。

第三，民族主义抬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民族主义浪潮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俄罗斯等）蔓延。这种民族主义浪潮最初表现为本国利益优先，逐渐发展为对外来移民的限制，甚至升级到文明与种族冲突论。

在经济领域，民族主义突出表现为对移民的限制。对待外来移民，发达国家民众的反应呈现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美国（及多数发达国家）多数民众认为外来移民工作努力、受教育程度高而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来自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民众对移民的敌视正在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目标。在这种反移民的背后，除了对争夺就业机会、住房、社会福利等因素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还担心不断增加的外来移民会引发文明冲突。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证明，对移民的敌视通常会成为全球化繁荣周期终结的一个重要标志。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疫情正在加剧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

第四，以公司治理为代表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对全球化进程有着潜在影响的因素。“占领华尔街”运动被认为是这一轮反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因为代表资本利益的企业家们追逐股东利益最大化可以说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谈到跨国资本的全球布局，我们会想当然地以“资本逐利”的本性来推理它们的决策。然而，一种新的趋势有可能会改变这种想当然的逻辑，这就是西方国家正在兴起的放弃股东利益最大化理念。

2019年8月，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在华盛顿发布了一份由181位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共同签署的声明文件——《公司宗旨宣言书》。它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换言之，公司应该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变为追求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利益最大化。如果说这只是企业家们一种超前理念的话，那么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呼应就更应该值得重视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明确指出，这一宣言是对当今不平等加剧的正确回应。而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沃伦（Elizabeth Warren）以参议员身份在国会提出《负责任资本主义法》（Accountable Capitalism Act）和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关于改革美国大公司的主张表明，改革现行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放弃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看起来只是西方公司治理的一种改革理念，但它会对全球化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与布局不能只考虑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要考虑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当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民众把不平等归结为全球化时，简单地用“资本逐利”本性推理全球化不可逆就可能要打折扣了。

全球疫情的持续时间和冲击程度尽管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它有可能成为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后疫情时期，全球化的停滞既不意味着全球贸易投资的归零，也不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将遵循丛林法则。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将很可能是一种“排他性全球化”，即主导者是美国及其有共同利益的“志同道合者”；其原则是以公平贸易理念取代自由贸易理念；其手段是以双边机制替代多边机制；其目标是维护美国（及其盟友）作为领先者的地位，阻止后来者实现赶超。在这种意义上，这将是一个“再全球化”的过程。当然，彼全球化已不再是此全球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国际研究学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