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停靠日本的豪华游轮“钻石公主”号因新冠疫情转瞬变为感染者激增的“恐怖游轮”，再到万众瞩目承载着日本经济复兴希望的东京奥运会无奈延期，邻国日本的新冠疫情一直牵动外界的关注。迫于新冠疫情在日本的持续蔓延，4月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此前“紧急事态宣言”的对象地区从东京、神奈川、埼玉等7个都府县扩大到日本全国，适用期间持续至5月6日。这是日本自2012年出台《新型流感对策特别措施法》以来首次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4月18日，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432例，死亡224人，当日新增582例，创单日最高纪录。

可以说，自3月24日宣布东京奥运会延期以来，安倍内阁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采取有限的防疫措施以保证经济运行，有可能会彻底错失抑制新冠疫情蔓延的机会，封锁信息的政治风险将远远超出经济风险，最终改变之前犹豫不决的状态，进入到全面“战疫”阶段。

但是，安倍内阁此前在应对疫情上的优柔寡断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抗疫整体布局。安倍内阁为何在防疫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为何直到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与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等日本地方自治体长官先于中央政府作出防控疫情的积极对策，表现出地方政府在防疫措施上的独立性举动后，安倍才被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为何在短短几天内又由七个都府县扩展至全国？即便进入了所谓的“紧急状态”，为何实行的仍是非强制性的防疫措施？

面对这一系列疑问，如果我们仅从防疫本身考虑，则犹如雾里看花难以把握。但如果从“安倍经济学”的命运与安倍政权的安危，以及后安倍时代的政局走向的视角加以审视，则会为我们展示另一番图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无疑是日本政治的黑天鹅事件，将自民党长期压抑的党内矛盾、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暴露出来，撼动了安倍“一强”的政治格局。

安倍的“光环”渐渐失色

时间回溯到2019年的11月20日，安倍晋三因在任时间累计达到2887天，超过20世纪初的日本首相桂太郎2886天的在任记录，成为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一时风光无限。

可以说自2012年起，安倍晋三凭借自民党与公明党联盟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坐稳了一个时代。他自身有着许多预示其获得成功的标签，如保守政治世家的血脉，首位战后出生的首相，日本战后最年轻首相等等。但是，若从政策与制度层面解释安倍晋三之所以能够执政如此之久，原因可归结为三点。

首先，自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来，秉持经济优先的原则，将政策的着力点集中于提振经济，高调推出“安倍经济学”。短期来看，“安倍经济学”着实如一剂强心针提振了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广大民众虽未感受到切实的经济增长，但在媒体的密集报道下被炫目的数字增长所吸引，期盼日本经济就此复苏走向良好循环。“安倍经济学”所许诺的美好预期让日本民众纷纷选择让安倍再“试一试”。

其次，冷战后，日本政治孜孜以求的保守两大政党制实践在2012年，因民主党政权的下野暂告失败，近年来在野党阵营在民主党解体后始终处于分裂状态，自公联盟始终坐拥国会众参两院的多数席位，日本政坛呈现的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为安倍内阁提供了稳定的政权运营条件。

第三，冷战后，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等日本政治领导层所追求的首相支配与官邸主导体制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已日臻成熟，自民党内部派阀政治在经历政治改革与选举改革后相对削弱，使得自民党内部缺乏制衡安倍的其他势力。基于此，安倍得以有更多精力处理经济领域、外交与安全保障领域，以及在教育领域、生活领域长久以来堆积如山的课题。安倍内阁正是站在了冷战后日本政治改革浪潮的风口，在“夺回强大日本”口号下实现了创造历史的超长任期。

但是，自去年博得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时间最长首相这一光环后，安倍内阁便面临诸多意料之外的挑战。内政上，内阁丑闻不断，从之前一度尝试掩盖的“森友学园”、“加计学园”问题在国会审议的再起，到近期疑似公款私用的赏樱会问题，在野党抓住这些问题步步紧逼，安倍不得不疲于应付。

而自2012年批判民主党政权未能解决的包括摆脱通货紧缩、少子化和老龄化等诸多课题，时至今日也未出现根本上的改善。安倍任内最大的政治目标——“修宪”问题也在2019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过后遭遇挫折，“修宪势力”未能获得超过三分之二席位，使得其“修宪”之路阻力重重。外交上，与韩国史无前例的交恶，与俄罗斯关于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屡次谈判以及与朝鲜的人质问题协商无果而终，均显示其外交成绩乏善可陈。

经济上，如果将“安倍经济学”看作是其任内“金字招牌”的话，一系列金融、财政刺激政策推行至今已经7年有余，“安倍经济学”的边际效益正在减少，“三支箭”的短期刺激作用逐渐消退，政策红利不断缩小。安倍内阁意在提高生产力和提升创新力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经济的改革却止步不前，少子老龄化危机和僵化的经济也并未有明显改善。过去7年间，提出的诸多目标均已实质落空。

2018年，日本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去年日本经济复苏已现疲态。2019年日本经济全年增长0.7%，经济实际已濒临衰退。2020年日本受新冠疫情和东京奥运延期的叠加影响，经济衰退已然成为大概率事件。随着日本全国进入“紧急事态”，消费者和商业活动的大规模中断将使本已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党内外各方势力摩拳擦掌

4月16日，安倍内阁将“紧急状态”的范围扩大至全国的决定，与其说是安倍内阁带领日本正式进入了“战疫”的正轨，不如说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终于迫使安倍内阁放弃了保卫“安倍经济学”的幻想，向现实作出妥协。

安倍内阁关于“紧急状态”范围的决定在4月7日到16日短短几天内发生如此巨大转变，无疑将使日本疫情防控最高责任人安倍的政治权威受损，为今后日本各种政治势力转移责任提供口实。可以预期，日本政局在进入全面“紧急状态”阶段后，将不再是安倍晋三的独角戏，在安倍“一强”时代长期压抑的包括自民党内反对派、在野党，以及各种政治野心家均会瞄准安倍内阁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阿格琉斯之踵”发起攻击，引导舆论批判安倍政权，宣泄国民因疫情所产生不满情绪，进而获得政治影响力。

首先，在地方层面，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正因疫情逐渐暴露出来。在“紧急状态”下，能够“要求”住民在规定时间和地区停止不必要的外出，并对企业家等限制店铺和设施的使用“请求”等防疫措施的执行权限不在中央政府，而在都道府县的知事。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地方自治体的权力运行主要取决于民意支持以及地方议会对知事的支持与合作，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日本进入“紧急状态”后无疑增强了地方首脑的政治权力和舆论影响力。疫情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政治的工具。

自希望之党在2017年众议院选举失利后一度蛰伏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借主导东京防疫工作之机，已表现出恢复权势的迹象。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因此前在新冠病毒应对措施上的积极行为，博得舆论好评一跃成为政治明星。4月7日“紧急状态宣言”发布后，京都、山形、福岛等并非“紧急状态宣言”指定地区的府县也在权衡地方利益后效仿北海道模式，开始独自实施防疫政策。此举使安倍内阁的差别化防疫措施在国内舆论上极为被动，迫使其最终作出妥协，宣布“紧急状态”扩大至全国。

其次，在内政层面，原本2020年应该被认为是安倍最为辉煌的一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使他的支持率上升，奥运景气会夯实“安倍经济学”的成绩。经济好转无疑将会巩固安倍内阁的基础。按原计划，安倍携成功举办奥运的超高人气，如果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会将在野党逼入绝境，进而能拥有更多政治资本来解决任内最大的政治课题——修宪。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却打乱了安倍的计划。从目前的形势看，日本的新冠疫情不会在短期内平息。特别是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正如自民党内有人指出此时“根本就没有解散众议院的大义”。

长期以来，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一直没有在政策上完全区别于自民党的政权公约（相当于施政纲领），但这次的新冠黑天鹅事件着实给了在野党势力绝佳的切入点问责安倍内阁。

4月16日，在野党就安倍内阁关于现金补助方案突然改为向每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现金补助，并修改2020年补充预算案一事发起攻击。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公开指责安倍内阁的疫情应对“失误，太晚了”，“我们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重新编订预算案）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支付延迟的责任在于首相”，并要求举行朝野领导人会谈。共产党总书记局长小池晃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说：“政权缺乏危机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内阁应该总辞职。”原大阪市市长、日本维新会党首的桥下彻近期也频频发声，批判安倍内阁应对疫情的不利。

再次，在自民党内部，后安倍时代的角逐将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就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的时间问题，自民党内部原本认为最有可能是2020年9月残奥会闭幕以后。因为安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在2021年9月到期，本届众议员任期正常情况下是到2021年10月21日为止。如果不提前解散众院，2021年9月末安倍卸任后，新自民党总裁将立即投入到众议院选举中，对自民党而言日程过于紧张，缺乏准备时间。但如今因为新冠疫情和东京奥运会延期，安倍晋三将被迫重新考虑众议院解散战略。

日本政界普遍认为，即使明年感染情况有所好转，解散众议院的条件有所改善，选举结果也并不会乐观。下届众议院选举时，在野党若选择统一战线共同在小选区对抗自民党的话，后者出现议席减少的情况不可避免。鉴于安倍内阁在疫情应对初期决策迟缓的负面舆论，解散众院提前大选若使自民党席位减少过多，则安倍也可能随之提前终结其首相任期。在奥运会之前提前解散众院对安倍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赌注。因此，对于安倍内阁余下任期而言，除了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政治遗产了。预计安倍的目标仍将是以首相身份出席2021年东京奥运会后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安倍内阁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的可能性将很小。2021年9月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后，新任自民党总裁将被迫面对在短时间内举行大选的挑战。

因此，作为“后安倍时代”的有力角逐者，现在自民党内的岸田文雄、石破茂与现任安倍内阁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河野太郎、厚生劳动相加藤胜信、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环境相小泉进次郎均时刻关注着安倍首相的判断。

岸田文雄作为自民党政调会长是这次30万日元现金援助措施的主要推动者，4月16日安倍内阁将此前已经达成的“针对收入减少户发放30万日元”的政策撤回一事对岸田打击沉重，党内威信严重受损，原本坐等安倍日后“禅让”的机会也随着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化为泡影，因为如果下届自民党总裁选举在下届众院选举之前举行，新任党首的政策执行力与人气度至关重要。今后岸田唯有放弃为安倍背书、大胆表明自己主张才能挽回颓势。

石破茂作为自民党内的“反安倍”力量。在2012年和2018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曾两度挑战安倍，甚至在2018年的总裁选举中一举斩获了45％的地方票，并在党内获得了“善战”的称誉。现如今安倍日渐式微，在“符合下任首相身份的人”的调查中石破茂的呼声日渐升高。虽然这是安倍最不愿看到的情况，但如果日本的疫情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仍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日本国民将不满一致指向安倍内阁的话，深受自民党内基层党员与少壮派议员支持的石破茂，很有可能在下届总裁选举中实现逆袭。

如今，仅就安倍内阁应对疫情延误这一点就足以挑起舆论的批判，一旦日本疫情进一步蔓延，主要自治体和在野党均可以将矛头一致转移至安倍内阁的应对不力，迫使自民党为了疫情后的大选作出回应，党内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安倍“一强”格局因遭遇新冠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正面临严峻考验。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