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朝鲜宣布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战略路线、朝鲜领导人和高层多次公开肯定中越等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引发了外界对朝鲜是否已在进行“改革开放”的热议。

朝鲜经济颇有起色

像其他国家一样，朝鲜有着富国强兵的愿望。而要发展经济，除改革开放别无他途。有人认为朝鲜甘心闭关锁国以维持政权稳定，这种观点忽视了与周边国家的实力差距持续拉大才是朝鲜政权稳定的心头之患这一事实。朝鲜回避“改革开放”的表述，而将本国经济改革称为“经济改善”，并非排斥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而是出于强调本国主体性、特殊性的原因。

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经济活力明显增强，是冷战后朝鲜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从朝鲜官方和国外机构的数据、外国人访朝见闻等渠道都能得到印证。2017-2018年朝鲜经济因遭受国际全面制裁而经历严重困难，但未出现类似上世纪末的灾难性状况，显示出罕见的韧性。

朝鲜经济的这种表现，关键原因在于金正恩进行的一系列深层次、系统性经济改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集体性的经济体制转型潮流。不管是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模式（激进转型），还是中国、越南等的“改革开放”模式（渐进转型），虽有不同的理念和政策，但都会涉及一定程度的产权制度改革（所有制或经营权），赋予生产单位和个人以经济主导权，价格、外贸、汇率方面的自由化，宏观经济的安定化，新的财税、分配及货币金融体制等，以及政治运行方面的相应变化。上述转型经济体呈现出的普遍特征，也鲜明地体现在金正恩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中。

朝鲜经济转型的特征

2012年6月28日，朝鲜正式局部试点“朝鲜式的新经济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2014年5月30日，朝鲜确立新的“朝鲜式经济管理方法”，形成了系统的改革思路和方法，正式在全国推广。

朝鲜的经济转型呈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构筑有利于市场活动的政治运行机制。金正恩降低军方在最高决策中的作用，逐步实现党政制度运行的正常化，重大决策都通过党的会议来决定，并在经济领域推行了此前未能落实的“内阁中心制”，将经济管理主责交给内阁，实现了经济领域的党政分开。2013年12月朝党中央所列举的张成泽的罪行，就包括“违背党提出的内阁中心制、内阁责任制原则”。

其二，调整资源配置重心，确立以农业、轻工业和民生为重心的新发展方向。此前朝鲜长期将主要国家资源投入国防，目前则减少对军事和重工业部门的投入。2012年金正恩指示，“在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设经济强国过程中要有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劳动党要尽快解决国民粮食问题，提振轻工业部门”。次年朝鲜决定实行“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进路线”，但不同于以往的国防（核）优先路线，新路线强调减少国防开支（核领域除外），把主要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

其三，进行产权和经营权改革。在工商业领域，推广“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主要包括推广独立核算制和厂长负责制，减轻党委对企业运营的干预，大幅增加国有企业的生产、采购、销售、流通、分配、外贸等领域的自主权，实行按劳分配。设在日本的《朝鲜新报》曾报道，在新经济管理制下，“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各单位签订生产合同……允许企业在缴纳国家份额后自主决定用途”，平壤某工厂工人的工资因此增加了20-30倍。另外，朝鲜在所有制方面虽未有大规模变化，但在实际的政策执行和经济生活中展现出了一定灵活性，例如实行“经营承包制”，将无法盈利的企业、部门交由民间资本经营，允许雇佣私人劳动力，对私营经济展现出更为包容的姿态。2015年韩国专家的一项调查显示，朝鲜饭店的64.1%、商店的56.2%、地方企业的26.2%、中央企业的21.7%由私人承包经营。许多轻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如食品加工厂、餐饮、旅游、娱乐场所、加油站、出租车运输等被承包给私人。民间资本甚至大量参与房地产、大型政府工程、小型矿山开发等，这也正是金正恩时代能够修建10万多套住宅和诸多大型工程的秘诀。

经过2012年后的成功试点后，从2015年起，朝鲜在全国农村普及“圃田担当制”，将合作农场生产小组的规模由15-20人缩小到3-5人，形成了以家庭或熟人为单位的承包制；国家与生产小组按照一定比例分配产品，农民缴纳公粮后剩余的粮食可以自行支配，包括在市场上销售。农业被外界视为改革最为成功的领域。得益于此，近年间朝鲜粮食接连克服旱涝灾害，并实现了增产。

其四，“价格自由化”程度加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金正日于2002年开始取消部分商品的计划价格，但仍对生产资料和重要商品进行价格管制。金正恩则取消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等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限制，商品价格主要依靠供需关系形成，居民生计主要通过市场进行。2012年起朝鲜的物价逐步稳定下来，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标志着“价格闯关”取得较大进展。朝鲜的综合市场数量从2010年的300个增加到2015年的500余个，综合市场的摊位数量和商品种类也大幅增加，还兴起了网上购物和快递等业务。

其五，对外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朝鲜对外经济收入主要包括外贸、劳务输出创汇、经济特区和外国人观光收入等。金正恩执政伊始就指示推动“贸易多元化”，2014年朝鲜设立内阁直属的“对外经济省”，简化企业的外贸手续。朝鲜还将原本仅限于联合企业所和大型国企的贸易经营权扩大到各企业，鼓励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同时，大量增加赴外劳务人员数量。金正恩执政以来相继设立了22个经济开发区，虽然受制于国际制裁而效果不彰，但这种规划无疑为今后的大规模开放做了准备。

其六，金融、外汇体系的自由化程度提高。时隔25年后，朝鲜于2015年12月举行第三次全国财政银行工作者大会，金正恩要求“进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离经营”“中央银行负责管理国家总体货币流通以及对所有银行进行金融指导和监督控制，商业银行实施金融机构核算制，要灵活运用存款和贷款以及结算服务等业务获得资金来源和收入并为国家谋利”。为恢复民众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任，朝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汇率和物价，如保障个人储蓄秘密和账户安全，提高存款利率，鼓励居民使用外汇定期存款业务，普及匿名的电子支付卡（借记卡），试行“协同汇率制”即要求企业和个人设立外汇账户、劝说居民把闲散外汇存到银行、按照市场汇率收拢外汇等。由于官方金融系统发展较为滞后，民间金融应运而生。民间资本开始借助政府或国企名义从事借贷、汇款、外汇兑换和典当等金融业务。资金可以通过民间网络汇付到国内任何一个地点，成为推动朝鲜商业发展的主要推手。朝鲜还鼓励工厂、企业和社会团体直接利用民间资金。

朝鲜的经济改革具有明显的渐进式转型特征，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部分抵消了国际制裁和孤立的不利影响。但朝鲜的对外开放却因国际制裁而日益萎缩，极大损害了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长期发展。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