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人们也往往会带着继往开来的胸襟，来回眸逝去的365天。非常关心世界的中国人，自然也将东邻日本纳入了视野之中。

一说起2019年的日本，人们也许会认为，噢，2019年的日本，最大的事情，那当然是老天皇的退位、新天皇的继位，当然，还有那年号的更改。在《读卖新闻》公布的读者对于2019年十大新闻的评选中，此事被列为第一位。确实，一次又一次隆重的典礼，各家媒体强烈的聚光灯，以及众多国民汇聚在皇居外面的诚挚的热情，“平成”的谢幕，“令和”的开启，似乎都显示了日本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可是我却要说，新老天皇的更迭，年号的更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2019年的日本，或许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少，是一件不甚重要的事。日本没有王朝的更迭，年号的改元，历来都是波澜不惊。唯有近代以后1868年的明治改元，迁都东京，可以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上一年践祚的年少的睦仁天皇，在一年多之后才将年号“庆应”改为“明治”，在倒幕派的辅佐下，结束了近700年的幕府政治，天皇再度登上了权力的中心，直到1945年8月，可以说是一个以天皇为最高权威的时代。而期间明治天皇驾崩、大正天皇继位，以及后来“昭和”的改元，可以说都是波澜不惊，在日本的近现代史上，也几乎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尽管明治天皇去世时，也有诸如乃木希典大将带着妻子一起殉死的壮举，一时成为人们的谈资，但最终也只是一个时代的小插曲而已。身智羸弱的大正天皇，自然也不可能开启什么新时代，新即位的昭和天皇，结果与军部的力量一起成了国家主义的强有力的推手，最终导致了近代日本悲剧的酿成。战后，美国占领军的进驻，迫使原来由权力扶植起来的天皇头上的神圣光环，逐渐崩塌。1945年9月20日，昭和天皇自己去拜会了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翌日媒体发出了两个人的合影，身材高大的麦克阿瑟双手叉腰，而体格矮小的天皇则恭恭敬敬地站立在一旁，让当时还在天皇光辉照耀下的日本民众，看了心里好生憋屈。10月4日，占领军发布备忘录，废除对于政治、民事和宗教自由的限制，天皇也成了民众可以自由议论的对象。占领军还要求天皇在1946年的元旦发表了一个“人间宣言”，向国民公开表态说，自己是人，不是神。这一年颁布的新宪法，明确表明天皇只是国民统合的象征，不拥有任何实际的权力。由此，皇室走向了亲民的时代，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自1960年以来的五年一次的日本人生活实态的舆论调查，到了2000年前后，一般日本人对于天皇或皇室的感觉，已经由尊崇演变为亲切，以前高高在上、如同神灵一般的天皇，已经成了和蔼可亲的一个存在。平成天皇的继位，不巧成了长达30年的经济泡沫崩溃后景气低迷时代的开启，但这完全怨不得平成天皇，天皇的更迭，在“万世一系”的日本，本来就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有报道说，新天皇即位的大典那天，原本还是滂沱大雨，在天皇出场的那一刻，瞬间雨止天霁，彩虹惊现。于是就有好事者传言，说到底是天皇的威光啊，登基的瞬间，竟有霓虹相伴。这样的说法表达了人们的美好祝福，不过，那终究是自然界的天象，与人间的凡事，其实并不相干。日本，还依然是那个日本。

说起改元，“令和”的年号又引起了众多的议论。日本启用年号，最初自然也是仿效中国，最早是在公元645年，年号为大化，至今已经使用了248次，能查明出典的，都是源于中国的古典，唯有这次的“令和”，安倍晋三首相特别强调是出于日本的“国书”。远的不说，我们就说近代以后的吧，“明治”来自于《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取之于《易经》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昭和”来源于《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则取之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那么，为何这一次不再考虑中国的古典了呢？《朝日新闻》的报道评论说：是因为构成了安倍政权支持基础的保守派人士，期待新年号不再依据中国的典籍，而选用日本的“国书”《万叶集》，以此来彰显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其实，这纯然只是一种情感的张扬而已。《万叶集》记录的确是日本人的歌，与此前问世的《怀风藻》、《凌云集》、《经国集》等汉诗文集有异，但《万叶集》的时代，日本的假名还没有诞生，《万叶集》还是一部完全用汉字撰写的歌集，这次用作年号的原文，是梅花歌三十二首部分的序文，可以说完全是汉文，相关的是这么几句：“天平二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新年号的“令和”，主要就是来源于“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这两句。有人指出，其实，这两句是对汉代张衡《归田赋》中“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改写，从张衡的语句中也可提炼出“令和”两个字。这里就不咬文嚼字了。于中国人而言，没有必要把一切光华都揽在自己的胸怀里；而对日本人来说，要把《万叶集》归类为纯粹的“国书”，多少还是有些勉强的，第一它完全由汉字组成，第二选用的序文，是一篇纯粹的汉文。当然，《万叶集》出自日本人之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一部“国书”，它与之前的年号直接选自中国的古典，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只是，其间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联，却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割断的。

说起中国文化，尽管近代以后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感觉可谓是五味杂陈，主张摈弃中国的“脱亚论”者有之，倡导联手中国的“亚洲主义”者有之，且早在18世纪的江户时代，就有本居宣长等人鼓吹贬抑外来的儒学和佛教的“国学”，但中国文化陆续传入日本，长达两千余年，已经渗入日本人精神的骨髓，至少，日本人对于古代中国文化的辉煌，一直心生敬意。于是，2019年初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别展，引起了相当的轰动，持续一个多月的展出中，每日队列如蛇阵，一般票价1600日元，不贵也不廉（1993年3月我在神户博物馆看卢浮宫画展时，票价2000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每日新闻社印制的画册，2852日元一本，每人限购三本。限购，说明了它的人气。对于大唐，日本人至今依然心生憧憬；日本也是除中国之外仍在使用汉字的唯一域外国度。对传统书画的知识，日本人一点再也不在中国人之下，平安时代，日本就诞生了著名的书法“三笔”：嵯峨天皇、橘逸势和空海，以后名家辈出，我曾在下关的“日清战争媾和纪念馆”内，看到与李鸿章的真迹并挂在墙上的伊藤博文的题字，一样的遒劲苍郁。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无论文人抑或武夫，汉诗汉文乃至用毛笔书写的文字，皆有不浅的造诣（被誉为近代日本陆军和海军第一人物的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都写的一手好字）。不过，也不必自作多情，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热爱，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对今天中国的喜爱。

日本人评出的十大新闻中，居第三、第八、第九的全是体育新闻，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如此重大的大阪20国集团会议的举办，有多达20国以上的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首脑云集于此，竟然都不在一般民众的视野中。想来也是，这只是在日本某一地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并未撩起一点日本人的自豪感，民众对此也是淡然相待，这或许也是一个成熟国家的表现。整个大阪市，仅有局部的交通管制，铁路公路进出大阪，也没有任何的安全检查，更没有两次三次以上的反复检查，大阪的部分市民，或许感到了稍稍不便，但一切都很快地过去了。日本政府明白，扰民，是一切措施中的下策。大家从媒体的报道中也看到，会场只是沿用原来的设施，主会场甚至有些局促狭小，连一张气派的座椅都没有。但主宾各方，都没有任何的自得和自失。各国的首脑，也只是到这里来开一个会，并没有对珍馐佳肴和歌舞管弦的期待。大家都知道，花太多的钱，纳税人会有怨言。

说起纳税，2019年10月开始消费税的上调，列在了上述调查的十大新闻第四位。消费税从8%上调到了10%。增税，往往是引起民众剧烈不满的导火索，消费税又牵涉到了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可在日本，竟然没有搅起一点波澜。我初到日本的1991年，记得消费税是3%（那是1989年才刚刚开始有的），后来先后调到5%、8%，现在竟然10%了。而据我看到的一份研究，一般日本人的收入，较30年之前，实际下降了5%左右，一进一出，日本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其实下降了15%（还不包括物价的微涨）。为何日本人就那么俯首帖耳，对政府的举动不做一点反抗？我觉得如今的日本人真是一个明理的民族。日本从198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随着医疗营养水准的提升，人的平均寿命也一延再延，如今成了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与此同时，一个同样严峻的问题就是少子化，家庭生育率从战后初期的4.32人，下降到了2016年的1.44人（还在继续下降），有效劳动力严重不足，创造的社会财富自然就会缩水，而退休者的养老金、必须的社会福利却不能紧缩。日本政府就在今年12月20日刚刚通过了一项2020年度的预算案，财政支出较2019年增加1.2%，其中社会保障方面支出的费用大幅度上升5.1%，消费税税率提高获得的财源将主要用于高等教育、幼儿教育和保育的免费。得之于民用之于民，增税的最大受益者，还是纳税人自己。

是的，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外界、尤其是政治的关切度日趋减低，对于奢华和虚荣的热情也在逐渐冷却，大多数人消失了前辈的昂扬斗志和勃勃雄心，但是他们对于社会的公平公正，还是非常在意。好在，经过了全体日本人的努力，战后相对公平的社会肌体并没有受到损坏，人们依然在平淡平凡的日常中，享受着可能会有的小确幸。也许，过度的奋斗，或许可以换得炫耀的光环，然而也有可能导致身心疲惫。今天的日本人，已经不想活得太疲惫。炫目灯光下的荣耀，与日常的一点幸福感，其实在内质上是一样的。日本这个国家，日本人这个民族，整体上已经变得成熟了。如果七彩的霓虹一定要在猛烈的暴风骤雨之后，那这彩虹，不要也罢。

在我看来，日本的2019年，就是这样一个平平淡淡、却有滋有味的年份。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