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论断，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国内与国际局势变化重要的视角。应对“大变局”带来的复杂、严峻，同时又是危与机同生共存的长期挑战，重要的是正确理解、思考和行动。在大变局中思考和探索发展之路，并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行动中兴利除弊，就是要落实和绘制“大变局”判断的行动蓝图，让我们具有着眼长远的大战略思考和行动能力。

挑战是大战略的催化剂

很长时间以来，战略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一直聚焦于“如何赢得战争与和平”这一中心话题。但冷战结束后，传统意义上大国战争的可能性明显下降。虽然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难以避免，但由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核武器的战略威慑，国家间关系已经难以清晰地划定“敌”“我”之间的界线，共同和可持续的发展开始成为各国不可回避的现实与责任。战略研究也开始超越以往的传统范畴，转而着眼于在国家间竞争、冲突与合作同时并存的条件下，如何赢得国家、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繁荣与人民福祉可持续实现的进步目标。2000年，耶鲁大学首先设置了“大战略研究项目”，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约翰·甘迪斯等人是最早主持该项目的专家。

“大战略”思考和制定的核心内容，一是深入和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超越简单的战争与和平议题，梳理和吸取国家经历兴衰起伏的实证依据；二是引入当代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具体事实，分析和研究什么是国家发展的最佳战略选择；三是结合具体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国际权力结构调整和变化的逻辑，剖析和展望“大战略”中目标和手段行使之间的优先秩序。

美国过去30年的对华政策，有着全面、具体和深入的“大战略”应对特点。例如，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就是既要在经济上接触中国又要在政治上引导中国，同时还要在战略上“看管”和“防范”中国。

特朗普政府近三年的对华政策，则充满了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特点，但同样具有“大战略”思考和行动的特点。例如，对华科技战是倚仗美国霸权实力强加给中国的“新冷战”，但在贸易战过程中仍然需要和中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减少贸易战对美国经济以及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的冲击。可以说，美国对华全方位施压已经开始，尤其是在香港、新疆和西藏问题上加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以及对中国意识形态攻击。中美的战略竞争，美国的“大战略”思考和行动已经日渐明晰。对此我们无法回避，如何应对考验的是中国的“大战略”思维和行动的能力。

思维与行动应着眼长远

首先，从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来看，远非已经走到了“生死关头”或者稳定与合作已难以挽救的程度。这一判断并非来自于对美国涉华意图的“善意解读”，而是基于对当代国际体系、美国战略实施进程和中国自身实力地位应具有的客观认识和判断。

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正确解读，不应只是基于两国间竞争和冲突的现实，更需要出于对对手思维与行动习惯的了解，以及对我们自身能力的信心。除非发生意外的军事冲突，中美之间的“竞合”格局不可能出现颠覆性变化。只是现在的“竞合”格局变得更加多元、多样和多点。甚至在今后一段时期，竞争要明显多于合作，竞争的强度和烈度会更加突出和缺乏兼容性。

其次，需要明确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确定我们应对美国战略竞争压力的长期重点。美国今后对华遏制的核心目标，是企图通过持续的科技战以及经济、贸易和金融施压，压制中国高科技与高精尖制造业崛起的历史进程，尽可能抑制中国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总体上从中低端向中高端、高端升级。美国插手香港、新疆等地事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再度抹黑中国，都是在为这种战略打压制造借口和合理性。

为此，我们不能令“脱钩”成为现实，而是要在保持中低端制造业和科技领域继续合作的同时，加速国内科研体制创新、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换机制的变革，调动国企和民企全面强化科研投入，全力推进中国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升级进程。

第三，我们更要有准确、及时和科学的战略选择。面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施压，我们既需要重视国家力量建设，也需要重视社会力量的引导和建设，充分调动中国社会和人民爱国、爱党的热忱和忠诚，调动和释放社会活力。过去400年来的世界历史已清楚说明，大国竞争和冲突的关键时刻，最终获胜的大国常常不是高度的国家主义，而是国家力量、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能够有效结合、相互约束、各司其责的国家。

如何让国家、社会和个人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建立合理、有效和法治化的最大合力，这是我们应对大变局挑战需要做出的战略选择。21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除了信息化、全球化和扁平化，同样也存在着日益“社会化”和“民众化”的特点。习主席曾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释放民众和社会的活力，依靠14亿中国人爱党爱国、勤劳奋进的巨大资源，中国不惧怕世界上任何大国的打压和竞争。

(作者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