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知名智库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文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期间及此后两次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重点就中美关系发展、“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崛起等议题发表看法。

王文表示，对长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仍持审慎乐观态度。尽管目前中美关系确实遇到问题，但实际上中美现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许多合作的大盘仍固守。中美之间现在最需要重视两件事情，一是要防止政治军事、经贸金融、人文社会等三大领域产生摩擦和冲突的共振，即中美关系总要有一个方面的压舱石；第二就是不能让形势急剧下滑，尤其是要警惕中美关系“黑天鹅事件”（如1999年炸馆、2001年撞机等），否则将会爆发新时代的全球大国冲突。

王文表示，现在中美两国已抱缠在一起。对付中国，美国并没有像样的办法。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对中美走向有一定的主动性、掌控力，两国协调的手段与渠道仍挺多。他还强调，中国妥善解决中美摩擦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保持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中国越强，中美关系的未来越可控。

以下是专访全文：

中评社问：10月11日，中美两国经贸谈判取得实质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美中两国已“非常接近”结束贸易战，且双方将达成的协议对美中两国和全世界都有利。但目前舆论上仍有许多不同声音，中美双边关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根据您的判断，您觉得中美未来会怎样？

王文：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主流观点还是比较悲观，认为中美关系越陷越深，但我个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持审慎乐观态度。我们需要从大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会因为特朗普这一届政府的上台，就完全颠覆与切断两个如此重要国家的关系往来，国际社会更不会允许两个国家在核武器时代大打出手。10月11日经贸谈判取得实质进展，恰恰说明，关键时候两国决策层都是理性与高瞻远瞩的。从现实角度看，就中美目前的紧张程度，涉及的领域虽然很深，但恶劣程度远远没有过去美苏冷战时期严重。过去一年半中美经贸摩擦的反覆与激烈，恰恰证明了我的审慎乐观观点。这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美两国经济体量加起来，超过全球总量的40%。哪怕两国“想闹”，全球也会不断地去制止。可以看到，尽管美国对中国主动挑起经贸摩擦，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来完全地选边站，连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美国的铁杆盟友也没有完全站在美国这边，反而“劝架”的国家越来越多。前几天，陆克文等10位前总统、总理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劝两国和解，说明这个世界的整体主流民意是让中美两国别打了。

第二，中国不愿继续经贸摩擦，更不愿意扩大战场。在美国有相当多一部分“鹰派”想与中国搞冷战，彻底地把中国压制下去，但与美国冷战，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中国对美博弈，基于对本国核心利益的捍卫，要敢于斗争，以斗争求合作，但中国对美的反制、斗争并非是为了跟美国搞冷战，而是希望通过斗争来强化合作。

第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未来发展的角度，都不太可能发生。世界现在所处的时代称之为“Gn时代”，不只是G7、G20，还有N种力量在主导全世界的走向。我们现在所讲的中美关系，确切来说应该是中美政府关系，但实际上中美之间有N种力量在主导着中美两国关系，不是两国政府说什么，一切就能完全可以做到，还有很多公司、NGO、智库、社会组织、教育、媒体、双方民众等行为体，这些都会阻止中美两国往最坏的方向发展。我在一篇长文中曾指出，一年半来，即使中美贸易激战正酣时，中美仍有十大合作领域。由此看，一方面我们确确实实要承认目前的风险，且风险有一定程度恶化的可能性，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还要保持审慎乐观。

中评社问：您之前表示中美博弈是长期性的。您觉得在这种过程中，中美之间存在哪些危机和风险需要我们去重视？

王文：我的新著《强国长征路》第二章就写中美关系“斗而不破”将长期化。一般而言，过去500年来大国博弈，极少有一对大国关系像中美关系这样同时在三大领域产生竞争，一是经济领域，包括贸易、金融等领域角力；第二是文化与意识形态、软实力领域，具体表现在全球价值观层面的吸引力与竞争。过去一两年，美国关闭了不少本土的孔子学院，取消一些活跃学者的签证，对中国进行集体抹黑等，都表明美国文化自信的下降。第三是军事安全领域，具体表现在南海安全、朝核问题上。中美两国目前同时在这三个领域爆发风险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美苏冷战的竞争也相当激烈，但两国当时贸易量较小，竞争更多地集中在意识形态、军事领域。幸好，现在三大领域的竞争与风险正在间隔性地发生，中美两国的关系暂时还是能承受的。比如，过去一年半，经贸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但军事关系相对平静，代替经贸成为新的大国压舱石。

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现在需要高度重视两件事情，一是要防止这三个领域的摩擦和冲突同时发生，若一旦共振，后果将不堪设想；二是要防范“黑天鹅事件”发生，如1999年炸馆、2001年撞机等若发生，形势一定会失控，爆发一场新时代的全球大国冲突可能性很大。好在目前两国决策层在关键时候都是理性与冷静的。

中评社问：现在“中美脱钩论”很受关注，有些学者认为特朗普就是想全面脱钩，甚至连人文交流都要斩断，比如对中国在美国的研究机构、学者的敌视，包括之前有上百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被FBI骚扰、或被美国使馆取消签证，您之前也名列其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中美能实现脱钩吗？

王文：我对如何反制美国取消中国学者签证的议题持比较开放、包容的态度。虽然中美目前在上述三个领域产生了摩擦和分歧，但在过去40年，中美融合的体量非常庞大。目前舆论上对“中美脱钩”的担忧，营造类似这样的紧张氛围，其实这也不是坏事，会使得中美双方的精英层有高度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从实际情况看，在经贸摩擦上，虽然双方加征巨额关税，但中美贸易额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美国仍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单一国家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额均占两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左右，可见，贸易大盘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却未损根基。第二，在人文交流领域，尽管有签证取消的事件发生，但实际上美国使馆每年发给中国人的签证数量仍高达200万以上，中美每天约有70架飞机往返，可见，中美人文交流大局没有被颠覆。第三，在军事领域，虽然美国常在南海经常“说三道四”，但是，中美两军交流未中断，偶尔还有合作演习。所以，所谓“中美脱钩论”只是一种舆论的担忧，实际操作上并未向那个角度滑落，而只是作为一种对中美两国关系现状的高度警惕声。根据现实状况来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中评社问：现在有许多观点称美国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您觉得美国的这种不自信和焦虑的根源是什么？

王文：四年前我曾写过一本书《美国的焦虑》（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就已明确谈到了这一点。我认为，美国焦虑是正常现象。建国200多年，美国还从来没遇到像中国这样的对手，拿不出像样的对华战略。有一次我在五角大楼交流，一位美国军官说，“过去100年，美国曾干趴下五个对手，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和苏联，中国会是第六。但中国也是最难干趴下的对手。”我笑着回应，中国不可能被你干趴下。因为你用拳击，中国用太极。更重要是中美两国已经抱在一起了，你打中国十分力，至少四分是打在自己身上。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应理解美国的焦虑；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焦虑的情况下，两国之后也可以有更多的协调和合作。目前的中美关系和过去的中美关系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过去一直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现在中国则有一定的主动性。

中评社问：您最近出版的新书《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在市场上非常畅销，您表示中国崛起要做好打“持久战”和长征路的心理构建，您觉得，中国崛起面临迫切性挑战是什么？

王文：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挺多的，但有一个当务之急，还是要保持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就任何其他的目标，都应该、也只能和经济增长放到一个层面来谈。这个话或许有些争议，但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经济增长仍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任何事务而完全牺牲经济增长。环保、扶贫、扫黑除恶、维稳等都相当重要，要实现这些目标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但要注意实现这些目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性。这高度考验我们的治理现代化与执政能力。

中评社问：您在书中也提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耐力跑阶段，您觉得“一带一路”给中国大国外交带来了什么国际影响？这些对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

王文：“一带一路”是目前中国进入新时代对全球治理“中国式探索”。既然是探索，就会面临一定的曲折。但“一带一路”整体进展大大超出预期，我曾实地调研过许多产业园，去过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任何一项大事业往前发展，都会面临挑战，但我们要有更长期的眼光去看待。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大国外交，是带有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味道的，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过去我们的外交更多服务于内政，现在则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现在中国国力越来越强，除了为内政服务以外，还要为全世界带来更多福祉。这本身就是一种大国责任和担当，也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在外交事业的延续、继承和集成。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文章转自10月13日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