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1-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着重就两国共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坦诚的交流与沟通，增信释疑。时间虽短，但意义深远，对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大有裨益。

第一大亮点，推进非正式高层会晤的机制化，给中印关系“把舵定向”。

两国领导人连续两年易地举行非正式会晤，而且，此次金奈会晤上，莫迪还愉快地接受了习主席邀请，择时访华举行下一次非正式会晤。这表明，这一会晤安排已经实现了机制化。这将极大地丰富两国领导人间的互动模式。

这些年来，两国领导人每年都会在G20峰会、APEC、金砖、上合组织、东亚峰会上碰面，或举行面对面会谈，或参加小多边会谈。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机制化将进一步增进两国领导人间的相互沟通。“高层领航”一直是两国关系最大特点，是两国关系中的最大支柱。两国间的军事安全互动和民间往来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而商贸关系也与两个大国所应有的庞大规模与巨大潜能极不相称。历史上，两国关系每一次重大突破总是通过领导人的互动加以实现，每一次重大波折也往往经由领导人的互动而成功化解。双方能将这种非正式会晤机制化，对于当前及今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尤其重要。

当前以及在可预见将来，由于内外因素扰动，两国关系将呈现明显波动性。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印度的战略拉拢力度明显加大，印度外部地缘环境空前利好；与此同时，莫迪及印人党强势连任，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内政治生态的保守乃至右倾色彩达至历史峰值。由此，印度地缘战略自信及国内政治自信双双攀升，莫迪政府的周边外交也因此较之以往更偏强硬甚至冒进。

在这种情势下，莫迪政府在中印结构性分歧问题上，如边界争端、中巴关系、“一带一路”建设等，更易奉行强硬甚至冒进政策，从而致使双边关系迈入了一个较之前三十年更为明显的波动期。这就需要两国领导人通过常态化会晤不定期地给双方关系这艘大船掌舵、定向、纠偏，以使其能始终朝向两次非正式峰会所确定的“好邻居、好伙伴”的总方向行驶。

第二大亮点，将中印关系置于发展合作的轨道上，以发展合作对冲双边分歧。

习主席在向莫迪总理提出的六点建议里，将发展合作列为第一点加以专门强调。习主席希望双方能“正确看待对方发展”，并在第三条建议中将这种发展合作细化为“加强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构建两国“制造业伙伴关系”，并欢迎印度药企和IT企业赴华投资。此次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还同意成立一个专责推进两国贸易投资与服务合作的新机制，分别由中国国家副主席和印度财长担纲。显然，这是此次非正式会晤“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体现之一。

这些具体措施不但有助于平抑两国日益严重的贸易失衡，也将有助于挖掘两国之间存在的三大优势，即互补优势、后发优势以及先发优势，从而从根本上平抚印度政界及商界对贸易失衡的怨言，逆转印度将贸易失衡“政治化”的趋向。

但其意义还远不在于此。习主席之所以高度重视两国扩大发展合作，更在于“为中印关系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以及通过“聚焦合作，化解猜忌和疑虑”。发展是两国间的最大公约数。两国将发展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两国间的一些结构性难题在双边关系中所占比例才会相对减少，从而确保扩大双边关系始终以合作为主流。

第三大亮点，共同探索两国在共邻地区的合作共存模式，防止两国因“秩序之争”而陷入螺旋上升的“安全困境”。

习主席为此专门建议双方要在更多地区探索“中印+”合作模式。其实，作为中印共同毗邻地区，南亚最值得探索这种合作模式，因为它将更能有效地以地区发展合作对冲两国间地区利益或明或暗的摩擦、冲突。

南亚及北印度洋地区是中印共邻地区，它的稳定与发展攸关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攸关中国印度洋海上通道—特别是能源通道—的安全与稳定，攸关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海上丝路建设在周边的稳步推进。因此，这片区域之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绝不亚于其之于印度的战略重要性。

考虑到中印两国在这一地区战略利益日益交汇、高度重叠。双方若能建立起很好的战略沟通与合作模式，两国就能有效化解在这一地区展开的愈发激烈的秩序之争，从而难免陷入“安全困境”或“安全螺旋”。而且，处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两国共邻也不会因此而陷入“选边”困境。

不仅如此，南亚及北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是美国“印太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两大战略体系在构建过程中都日益重视的地区。两大体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印度的支持或“理解”。一个健康而稳定的中印关系，显然有利于我“一带一路”建设在这一地区对冲美国“印太战略”的强力干扰。

鉴此，习主席倡导的“中印+”模式因涉及中、印、邻甚至美国等多方利益的博弈而显得尤为重要。其探索与履践必须由高层亲自定调、推动。

第四大亮点，运用东方智慧，引领全球治理走出当前的低效甚至失序的局面。

习主席在建议中还突出强调了两国今后要在二十国集团、金砖机制、上合组织、中俄印等多边机制框架下加强协调。这在当前尤显必要。

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多边机制与多边主义规则，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普遍低迷，过去十年国际社会不但没有解决导致2009年金融危机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如今，周期性全球经济危机再度显现。近两年里，那些曾经致力于全球治理的多边机制，如G20、APEC、东亚峰会甚至联合国等机制，在应对全球挑战、推进全球治理等方面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地区议题、全球议题成为“摆设”。为此，习主席在此次非正式会晤中突出强调了两国今后要加大这方面的协调力度。

中印理应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以及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秩序，捍卫全球化进程与多边主义。中印也只要这样才能在确保两国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同时，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益。

第五大亮点，补齐双边关系短板，促进两国关系多领域发展。

习主席在建议中分别提及“切实提升军事安全交往合作水平”以及“丰富人文交流”。这是两国关系中两块大“短板”。一方面，两国军事与安全互动水平偏低。当然，军事与安全互动向来是两国间互信的最高表现形式，由此可见，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尚存明显赤字。例如，尽管两国陆军有“手拉手”反恐演习，海军也曾有过联合搜救演习和港口友好互访，但远不及印度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与美日澳甚至一些东盟国家间的军演层级与规模，以及相比中俄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军演层级与规模。

另方面，中印民间往来规模与两个人口大国严重不符。仅从双方间游客往来人次年均仅百余万可见一斑。尽管民间交往离不开政府推动，但其主动推力还在于民间的自主性。“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为此，去年两国领导人在第一次非正式会晤期间即就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达成共识，且该机制已于去年底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但该机制仍需两国领导人的不断“加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实际上，就在此次会晤之前的10月1日，印度政府宣布，即日起印度国内大学与中国院校签署合作交流等协议前，必须事先获得印外交部和内政部的批准；已与中国院校签署协议的，将暂停执行，直到两部批准后方可继续。此项显然是印度政府想对中印两国刚刚起步的民间学术交往“踩刹车”。政府所应做的应是大力提倡与鼓励，而非“刹车”。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习主席在此次会晤期间特别强调两国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希望两国政府多做“加法”。为表明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习主席向莫迪总理表示，中方将努力为印度香客（印度教徒）前往西藏阿里神山圣湖进行宗教朝拜提供便利。目前，西藏阿里的接待能力年均3万人，这远远不能满足10数亿印度教徒的宗教需求。由此更可见，习主席对多管道促进中印民间往来极为重视。

总之，从两国外交部在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后的各表内容可见，中印两国领导人希望通过“强长板”（机制化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补短板”（提升军事安全与民间往来水平）、“塑中板”（丰富双边经济合作内容，加强全球与地区治理协调），重在为处于波动期的中印关系举旗定向、把舵引航。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