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6月27日至29日参加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时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九年首次踏上日本土地。据报道，27日在大阪举行的中日首脑会谈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邀请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中方也表示接受邀请。2018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总理时隔七年访日。同年10月，安倍正式访华，两国就“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合作达成共识。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迅速改善并已经回到正常轨道。与此相对照的是中美关系在贸易、高科技及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明显增加。

不少分析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同盟等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是促使中日两国快速接近的根本原因。美国因素无疑是中日关系改善的最大外在动因，但如果仅此而已，中日关系改善的可持续性就值得怀疑。事实上，在冷战后的历史上，我们也曾经目睹中日关系经历了改善和恶化的轮回，中日关系改善的可持续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这一轮中日关系改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同于以往的改善，根本动因是中日两国在过去几年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的变化的结果。如果双方能够抓住机遇，中日关系的可持续改善和发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自信中国增强中日关系主动性

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一年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自我新认知一方面让中国自信增加，另一方面开始更多地思考，要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和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等重大战略问题。在这个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对日外交思考的战略性更加清晰，中日政策关注点重合度日益增加，中国在中日关系中的主动性明显增强。

首先，中国战略目标中的对日关系，从原来的单纯防范危机问题，转向积极塑造双边关系，以迸发正能量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中共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百年战略目标。中共十九大提出今后10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改革国内国际治理体系，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实现战略目标。

中共十八大后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个大的发展战略。2015年底，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要注意跨越两个陷阱，即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前一个是政治层面，处理好同美国、日本等大国关系；后者是在经济层面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质量。中国的上述新战略核心就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注重高水平双向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应，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2010年后，中日关系因为领土、历史、安全等问题一度相当紧张。随着中国内外战略目标的明确，以及自信的进一步增加，中国已经具备主动塑造战略环境的能力，新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战略选择。日本同时具备大国和邻国的双重属性，主动塑造和建设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也就自然成为政策议程。前不久新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记者会上说，中日两国正在积极准备明年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国事访问，中国领导人对外访问将近一年前就宣布，这很罕见，体现了中国对日外交主动性的增强。

第二，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日的社会经济差距日益缩小，中国的大型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政策及社会关注点，开始出现与日本趋同的趋势，中日在政策层面的“对接性”空前增加。例如此次日本大阪G20峰会有一些议程与以往不同，包括老龄化及全民健康保险，以及相应的养老医疗体系的可持续性、高公共收支效率、代际平等、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等。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可说是最为成功的包容性社会建设的典范。而这些问题正是中国社会已经面临，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再比如说，中国政府积极提倡的垃圾分类和厕所革命，日本同样有很多经验值得参考。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赶超者，在利用新技术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方式解决上述问题的新办法和新经验，日本也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中日两国在治国理政方面可以相互学习，过去中国对日本是单方面的学习，现在中国有很多的有益经验也值得日本学习。

日本自信为对华外交注入新动力

2006年，小泉纯一郎卸任首相后，日本政坛经历了几乎每年换首相的动荡期。2010年日本被中国超越，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2012年中日因为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问题发生严重对立。这段时间，日本明显自信减弱，“内乱外弱”主导了日本的自我认知。安倍晋三2012年再次当选首相以来，已经实现了三次众议院、两次参议院选举的胜利。2017年10月，日本众议院选举胜利后，安倍在记者会上说，在同一个总裁领导下连续获得三次胜利，这在建党6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尽管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还众说纷纭，但至少日本股市在上升，年轻人就业形势在好转，日本社会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有很大的改善是事实。2018年日本内阁府进行的国民生活相关舆论调查显示，对于现在生活满意的比率为74.7%，这是该调查从1957年开始以来的最高值。尽管日本已经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下来，但是在生活质量、舒适安全等其他方面，日本重新认识到自己仍然是一个社会经济强国。这种新找到的自信，是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最为重要内因。

当日本民众看到中国游客大量到日本和“爆买”产品的情况，他们知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产品质量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国际层面上，日本没有出现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倾向，经济社会秩序稳定。2016年出版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开始出现“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力量，在推进日本国家利益的同时，主导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字句。

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正式表态将与美国以外的TPP成员国继续磋商。日本先后与欧洲达成EPA，并与除美国以外的TPP11国达成新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展现了日本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发挥领导力。安倍长期执政，频繁出访，再加上七国峰会、G20峰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等主场外交，增强了日本的国际存在感。同时，日本也认识到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大趋势是历史潮流，中国作为未来全球性大国和日本邻国的基本面不会变，这就意味着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已经是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

可以说，美国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日两国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升级更新的进程。面对一个领导力不足和全球公共产品供应赤字的世界，中日两国重新认识到自身作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成员，有责任也有义务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进程。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长期以来的自我认知是积贫积弱的大国，埋头苦干努力发展国内经济，是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然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进一步发展，必然要主动发挥国际领导力。这也是世界的呼声。

日本战败后，长期以来在政治上以战败国的低姿态追随美国，以“吉田路线”为代表的集中经济发展是战略目标。然而，面对国际秩序大变动和中国崛起的新时代，日本同样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第三大经济体，可以也必须发挥国际领导力，而且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同中国有健康战略关系的基础上。

在新时代下，中日两国都更加自信地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际作用，并且愿意为国际秩序重建作出贡献，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与过去的情况应该说有本质的不同。当然，中日之间很多的敏感问题并没有解决，中日关系倒退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只要双方能够坚持以全球及地区治理的大局出发，强化战略沟通，管控分歧，凝聚政治和社会共识，创造中日关系发展的动能，中日关系的持续稳定和发展是有保证的。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