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日本大阪峰会后，两国“贸易战”或者中美贸易谈判的下一步甚至再下一步会如何这一问题正在受到普遍关注。

进入今年7月中旬，在工作层面，原则上，中美两国双边贸易谈判再次“重启”。但“重启”以后的贸易谈判什么模样？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还是太少，不足以“预测”中美之间是否将达成贸易协议。

一般认为，2019年6月29日中美大阪峰会，似乎与2018年12月1日的中美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十分相似。因为两次“习特会”都实现了“贸易战”的“停火”。但是，这两次峰会难道就没有区别吗？

我觉得，大阪峰会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有一个大的不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确定了中美贸易谈判的时限是3个月。这个时限在2019年3月初到期后，双方加时到今年5月。尽管加时，中美还是没有在今年5月达成贸易协议，而是再次升级了“贸易战”。美方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中方则采取了一些反制美国的措施。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不同，这次大阪峰会中美之间却没有提供下一步谈判的时限。

这一差异其实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点，可以成为观察问题的重要角度或者方法。但是，多数媒体和评论似乎都没有就此做文章。也许这是一个评论上的重大缺失。我认为，在G20期间举行的中美大阪峰会结束三周后的今天，有必要补上这一思考缺失。我要问，为什么重启的中美贸易谈判居然没有确立一个最终期限？难道中美双方都不急于达成贸易协议？还是中美双方都认为不确定谈判时限何时为好？

没有谈判时限的新的贸易谈判，也许说明了（意味着）很多：

第一，确立谈判时限，说明双方都对在一定时间内达成贸易协议（至少是所谓“短期”贸易协议）有信心。当然，对到期前不管因为什么而达不成协议也有准备。中美此前至少两轮的谈判都是有明确的谈判时限。这两轮时限之内都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在大阪峰会上，中美双方可能认为没有必要再次确定新的谈判时限，因为，汲取以前的经验，即使大阪峰会给出一个时限，也可能在时限结束前还是达不成协议。

第二，没有时限，可能是更长的时限？如上所述，大阪峰会后，主流媒体只注意到中美确定再次重启谈判，但都忽略了重启的谈判居然没有时间表。不过，关于这一要点，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特朗普总统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7月9日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可能需要比一些人预期的更长的时间。他说：“当谈判进行到最后10%时，情况会很艰难”。库德洛说，美加墨贸易协定预期能得到国会的批准，但“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和中国的谈判没有时间表。我们想要一笔好交易。”特朗普的前策略师、现在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班农（Steve Bannon）从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就一直认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要进入到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的过程中。从这个角度看，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前都是中美“贸易战”或者贸易谈判时期。中美贸易协定将受到美国大选的影响已经是十分明显的。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等是战还是和，主要考虑的是对其连任的影响。这一点从特朗普最近强调中国先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就可以看出一斑。特朗普于6月29日在大阪帝国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认为他与习近平的这场峰会“好极了”，同时，他大谈中国要“从我们伟大的（美国）农民处‘购买’大量的食品和农产品”。7月11日，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G20峰会后，中国购买的美国农产品实际上减少了。一心想着“伟大的农民”的选票的特朗普希望中国尽快兑现承诺。

第三，缺少贸易谈判新的期限可能意味着解决中美贸易冲突中谈判的力量正在走弱，而不是走强。换句话说，中美更大的贸易冲突的可能性比更大的贸易谈判的可能性要大。大阪峰会上，特朗普没有对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但他也没有取消美国已经给中国输美商品加上的关税。这一点本身反映了中美贸易冲突中的混合、混沌状态，即有战有和（这里的和指的是谈判）。精准地说，中美之间一直是“贸易战”加“贸易和平”（贸易谈判）并存，而不是人们所说的“打打谈谈”（“打打谈谈”是一个不精确的说法）。

最后，没有新的贸易谈判期限，可能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强硬姿态：希望与中国的“贸易战”的结果，至少在形式上，是美国大获全胜和中国至少做出重大让步。这正是符合中国仍然不熟悉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顽固、奇怪的思维：“美国第一”，“中国最末”。特朗普修改《北美自贸协定》（NAFTA）就是这种逻辑。他口口声声认为NAFTA对美国是灾难，其实，NAFTA之所以持续20多年，还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与美国一起废掉本来好好的只需要修修补补的NAFTA。加墨两国面对美国的施压，毫无招架之功，只能接受去掉“自由贸易区”而接受新的《美加墨贸易协定》（USMCA）。USMCA，确实与原来的NAFTA之间的差异不大，尽管有一些重要的修改。但是，UNMCA给了特朗普政府很大的面子，这被认为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胜利和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屈服。特朗普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支持者无疑想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也重复这样的胜利。

这里，我想再次提到目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亚当˙图泽（Adam Tooze）的一个重要看法。他认为，对于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来说，“美国第一，中国垫底”（中国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是老二”，而对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是老二”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政府是用这些20世纪的混乱的观念（经济民族主义）来应对21世纪的全球化挑战。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团队几乎都是持有这样的逻辑的人组成的（见Adam Tooze，“America first，China last：Trump’s strange new order of economic nationalism”，THE GLOBE AND MAIL，April 12，2019）。AdamTooze这一分析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华和对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印度等）“贸易战”和贸易谈判的逻辑的最好概括。可惜，在中国，许多人尚未真正了解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根深蒂固的经济民族主义逻辑，还以为可以与特朗普政府“贸易谈判”解决问题，甚至与特朗普政府一起获得“双赢”。在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词典里，根本就不存在“双赢”这个术语。

结语：根据FT中文网的报道（刘裘蒂：《艾利森：大阪G20后的中美关系走势》，2019年7月15日），提出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的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认为，中美双方在2019年底前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比达不成要大。我上述的分析与艾利森的乐观有所不同。由于这次中美在大阪峰会上并未撤除或者降低已经加上的关税等“贸易战”措施，只是没有进一步升级“贸易战”，没有宣布新的贸易谈判时间表预示着中美在2019年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大体上可以排除。中国确实不是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即中国不可能重复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的做法），这意味着如艾利森在上述FT中文网采访中建议（给足特朗普政府面子，“配合”特朗普政府，把特朗普政府批评的历届美国政府与中国之间的“养虎为患”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变成与中国的“最棒的交易”）是不可能的。

（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