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至1975年，中国虽与西欧国家陆续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中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欧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制约和影响。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中欧关系步入快车道，从建设性关系，到全面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交流合作的良好格局。

1.尝试接触期（1949年—1975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一边倒”的战略，与苏联结盟，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中国与西欧实际上处于冷战状态。那时，中国仅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和瑞士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虽于1950年初宣布承认新中国，但直到1954年才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欧共体的成立，中国开始与西欧国家尝试接触。1964年中国与法国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使中国与西欧的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欧关系揭开了历史新篇章。1970年—1972年，意大利、西德、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马耳他、希腊、塞浦路斯和冰岛等国相继与中国建交，英国和荷兰也与中国的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关系。1973年，中国与西班牙建交。同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这是西欧大国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从此中欧关系进入历史新阶段。

2.初始发展期(1975年—1989年)

中欧建交后，特别是1978年中国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中欧关系发展比较平稳、顺利。当时双方在战略上有联手对付苏联扩张威胁的共同利益，在经济上也有互通有无的共同需要。欧方当时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纷纷进军中国开展合作占领市场，当然中国也需要引进欧洲的工业产品、先进技术、资金以及管理经验。经双方共同努力，中欧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欧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引进资金和技术的重要对象。据统计，中欧双边贸易额，从1975年的23亿美元激增至1989年的235.1亿美元，增长了十倍。

3.低谷期(1989年—1994年)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的高压政策，中止中欧高层互访，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发展援助和贷款担保，不再开发新的大型合作项目，停止同中国进行军工合作，使中欧关系骤然降至低点。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这种恶化双边关系的步骤，有美国带头和施加影响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主要原因是苏联、东欧地区发生剧变，不再对西欧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中国在西方战略中的借重价值相对下降。经几年的努力，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欧盟及其成员国逐步恢复了同中国的正常关系。1994年，中国与欧盟达成政治对话协议。至1994年底欧盟基本取消了除军售禁令以外的所有制裁措施。

4.“蜜月期”(1995年—2005年)

1995年，欧盟首次发表对华政策文件《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主张全面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关系。1996年，欧盟制定了《欧盟对华新战略》，确定对华政策“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原则。欧盟的上述举措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响应。1995年江泽民主席访问西欧时，提出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面向21世纪，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1998年3月，欧盟出台《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政策文件，同年4月，中欧领导人在伦敦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决定建立中欧领导人年度首脑会晤机制。2003年9月，欧盟发表《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之共同利益和挑战》，指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已经步入成熟期，提议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10月，中欧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确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年10月，中国政府发表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明确指出“欧盟是世界上一支重要力量”，“中国重视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随后，中欧关系迅速发展，学术界将此阶段称为中欧关系的“蜜月期”。

5.起伏不定期(2006年—2012年)

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长，欧盟2006年10月出台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更加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双方分歧与磨擦增多，关系起伏不定。特别是2008年西藏“3·14”事件后，欧洲出现了一股将涉华问题奥运化，奥运问题政治化的逆流，奥运圣火在巴黎和伦敦传递受阻，德、英、法领导人还先后会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达赖喇嘛，挑战我国的核心利益，中欧关系严重受损。接着，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以及紧随其后的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和恐袭危机的冲击，欧盟内部矛盾重重，疑欧势力不断上升，经济陷入困境，被迫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欧盟内部事务和周边问题。

6.稳定发展期（2013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继举行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后，2013年中欧共同发表了《中欧2020合作战略规划》，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欧盟总部，提出了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这不仅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2016年6月，欧盟时隔10年后发布《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重新系统规划了欧盟对华新战略的基本原则、政策框架及未来行动方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面临新的问题，中欧双方协作前行。2018年12月，中国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文件明确指出“欧盟是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战略性力量”，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强中欧各领域对话与合作的重要举措，中欧关系稳定发展。

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进展

近年来，在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和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新形势下，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高层访问频繁，共同利益增多，合作领域扩展，经贸投资持续发展，人文合作异彩纷呈。

（一）中欧高层访问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2018年年底，习近平主席对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2019年3月，又对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克强总理则多次赴欧洲，2018年10月正式访问荷兰、出席第12届亚欧首脑会议并对比利时进行工作访问。2019年4月赴欧举行第21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第8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正式访问克罗地亚。2019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正式友好访问挪威、奥地利和匈牙利。2019年以来，已有10多位欧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相继访华或出席有关国际会议。

通过高层访问，双方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加强了互信，增进了关系，拓展了合作领域，签订了众多合作协议。值得一提的，一是近年来，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卢森堡和瑞士先后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是在美国压力下七国集团中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具有引领作用。法国和德国也表示愿在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合作。二是习近平主席今年访问欧洲期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出席中法两国举办的全球治理论坛，共同表达通过推进全球治理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愿。中法签署了14份合作文件，中意签署了19项政府间协议和10项商业协议，硕果累累。三是第21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如期发表联合公报，内容广泛，包括中欧加快商签投资保护协定、非歧视的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以及5G合作等，展示了双方聚焦合作、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和摩擦的强烈意愿和能力。

（二）经贸合作稳步发展，贸易额大幅增长

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挑起贸易战的新形势下，中欧双方积极推进贸易、金融、创新等领域的合作，签署了一系列贸易与投资协议，经贸水平逐年提升。据中方统计，2018年中欧贸易额为6821.64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其中，出口4086.32亿美元，同比增长9.8%，进口2735.32亿美元，同比增长11.7%；2018年欧盟对华投资124.2亿美元，同比增长25.7%；2018年中国对欧新增投资81.1亿美元，同比增长7.1%。欧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的新形势下，2019年前5个月，中欧贸易总值达1.9万亿元，增长11.7%，占我外贸总值的15.7%。其中，出口1.13万亿元，增长14.2%；进口7649亿元，增长8.3%。中美贸易总值为1.42万亿元，下降9.6%，占我外贸总值的11.7%。其中，出口1.09万亿元，下降3.2%；进口3352.7亿元，下降25.7%；对美贸易顺差7506.2亿元，扩大11.9%。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头5个月，中欧贸易总值上升到占我外贸总值的15.7%，而中美贸易总值下降到占我外贸总值的11.7%。另外需要强调的是，2014年中欧启动的投资协定谈判，双方在第21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意于2020年完成协定谈判。

（三）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人文交流成为新的亮点

近年来，中欧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局面的广度和深度呈现蒸蒸日上的新局面，双方迄今已经建立70多个磋商和对话机制，涵盖政治、经贸、人文、科技、能源、环境等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2019年4月，双方举办第8届中欧能源对话并签署《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2019年4月，第4次中欧创新合作对话在布鲁塞尔召开。与此同时，中欧人文交流十分活跃，成为近年来双方合作的新亮点。2018年中欧共同举办了“2018年中国—欧盟旅游年”，2018年中欧人员往来总数约735.5万人次，其中欧盟国家来华320.9万人次，中国赴欧盟414.6万人次。2018年中国赴欧盟国家的留学人员总数约为16.1万，欧盟国家共有约4.7万人来华留学。欧盟28个成员国中，已经有21个与中国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国还在欧洲41个国家创办了173所孔子学院，在欧洲30个国家设有307孔子课堂。人文交流已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继战略、经贸之后的“第三大支柱”。

三、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展望

当前，在中欧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欧洲一些国家对华疑虑增多，甚至渲染中国威胁论。2019年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共同通讯文件《欧中关系战略展望》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带给欧盟的机遇和挑战已然发生变化，将中国作为拥有共同目标、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的同时，首次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甚至“制度性对手”。2018年11月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一次大战胜利100周年庆祝活动时称，“考虑到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威胁，我们必须建立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在新的形势下，中欧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合作与竞争并行，但合作仍将是主流。建立行稳致远的中欧关系，不仅对中欧双方至关重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欧需要共同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挑战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危险，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各种全球性挑战和热点问题层出不穷，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些挑战和问题。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时明确表示，中国和欧洲是国际上两大重要力量，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欧委会主席容克特别强调，欧中之间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合作关系。欧中合作可以在世界上做成大事。欧方愿同中方加快合作步伐，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积极作用。

（二）中欧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目标

中国和欧盟是世界两大重要经济体，是两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目标，都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作为当今世界不可或缺的全球性力量，欧中“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2018年10月举行的第12届亚欧首脑会议和2019年4月举行的第2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都明确发出了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强劲声音。2019年3月25日，中国和法国发表了关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性意义。

（三）中欧经济贸易深度交融

中欧经贸合作关系密不可分，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自1975年中欧建交以来，中欧货物贸易额已由1975年的23亿美元激增到2018年的6821.64亿美元，增长了近300倍。欧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欧洲不会放弃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中国市场，中国也需要欧洲这个发达的大市场。另外，中欧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可以取长补短达到双赢。随着中国的继续开放和发展，双方的优势互补将进一步增强，合作的前景将会更加广阔。

（四）中欧关系面临诸多的挑战和问题

欧盟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甚至“制度性对手”，反映出欧盟受利益驱使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焦虑，既想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发展机遇，又欲对中国加以防范的矛盾心理。实际上，中欧当前的矛盾主要来源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2018年欧盟28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8.77亿美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61亿美元，相当于欧盟的72%，而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1%。2018年欧盟28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63万亿美元，同期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623万亿美元，中欧贸易总额几乎相等。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欧盟在对华经贸合作中竞争、防范心理加剧，在对华经贸政策上强调“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

与此同时，中欧关系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政治方面，欧盟和某些成员国在人权、南海、台湾、涉港、涉藏、涉疆、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不时对华发难，至今仍未取消对华军售禁令。同时，欧盟对中国—中东欧合作颇有微词，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存不解和疑惑。在经济方面，欧盟至今还没有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处理对华经贸纠纷时不公正地滥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举措，设立对外资审核机制，阻碍中国对欧投资，推行和实施“中国除外战略”。同时，欧盟还与美国一样经常抱怨中国市场存在准入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政府采购问题、国营企业缺乏竞争性、强制转移技术以及不对等等。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前驻外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