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伊朗的正式访问，是日本首相40年来首次，也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后，首位到访德黑兰的七国集团成员国首脑。

对此，一部分人认为这体现了日本希望成为国际调停者的意图，更多的认为这是安倍为7月份举行参议院选举而做的选举运动一部分，还有的则认为是日本为了石油利益。

笔者认为后两者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并非主要原因，而前者尽管提到了日本新外交形象的问题，但并没有深入分析。

笔者认为，首先，日本作为第三大经济体，有意愿为中东和平发挥积极作用的努力应该值得肯定，这对于日本和世界都是好事，与此同时也需要分析日本的动因和过去的经验教训和未来走向。

安倍政治外交遗产的访伊

参议院选票需要访问伊朗的分析，看上去很有道理，然而经不起推敲。安倍执政近七年，已经获得三次众议院、两次参议院选举胜利，支持率也相当稳定，目前有近50%之高，相比之下在野党可以说支持率持续低迷，几乎没有超过10%，而且在野党联盟似乎也没有形成。

可以说，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没有悬念，从这个角度看，安倍没有必要通过访问伊朗去拉选票。“石油利益说”同样听上去有道理，然而在美国重新对伊朗制裁后，日本从伊朗进口石油一直在减少，据媒体报道，到今年4月日本原油进口中的伊朗比重仅为3%左右。

可以说，安倍访问伊朗不是为了短期利益的“拍脑袋”的行为，而很可能是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的决定。笔者认为从短期来看，日本是为了利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前的机会到访伊朗，一方面安倍可以在20国集团首脑面前展示日本的国际外交存在感，另一方面伊朗的危机导致原油价格波动，可能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新不稳定因素，从这个角度作为峰会的一个议程，这些都可以对东道国展示领导力有帮助。

从长期来看，安倍如果不出意外任期延至2021年，成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最长的首相，已经没有短期的选举和政绩压力的安倍，可以比较洒脱地思考如何在日本历史上留下自己政治外交遗产的大课题，这个做好了，还可以打下退任后继续发挥影响力的基础。

安倍访问伊朗可以看成是日本通过介入国际重大热点问题，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扮演“桥梁中间人”角色的外交大国的期待。

日本自我认知的重构与外交主动性

伊朗核危机始于2002年，之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五国加上德国与伊朗进行多年外交谈判，终于在2015年达成了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JCPOA），日本一直没有参与这个外交进程。然而，日本与伊朗长期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两伊战争中，日本是唯一一个保持中立的国家，因此对于日本来说，对伊朗外交具有特别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设想日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能够参与到伊朗问题的外交进程中去。2012年底重登首相宝座的安倍通过稳定国内政治，在经济上安倍经济学实现了超长期政权，让他有精力在外交上花更多的时间。

与此同时，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英国脱欧，欧洲国家出现民粹主义倾向，法国黄背心运动等，让日本感到自身似乎已经是国内秩序最为稳定的国家，面对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日本在同年的《外交蓝皮书》中，提出了“日本是国际社会的安定力量”的自我新认知。

这个新的自我认知在外交上则表现为积极性明显增加，安倍在外交上提出“地球仪俯瞰外交”，几乎马不停蹄地跑遍全世界，与特朗普保持了良好关系（可能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外与特朗普关系最近的），与中国关系也迅速改善，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接近30次。

而在七国集团峰会等场合中，安倍可以说是资格最老的领导人，日本外交在大国关系上相对稳定后，就开始思考如何拓展新的地平线的问题，而要做外交大国必然在重大热点问题上有所作为，伊朗危机正好为此提供了机会。

日本外交主动性增加对中日关系有好处

尽管期待安倍一次访问伊朗，就能够解决美伊之间几十年恩怨肯定是不现实的，然而我们也不应当低估此次外交行动的积极意义。

首先，伊朗最高领导人在会见中表示了伊朗核问题上的三不原则，这实际上与日本的三不原则有相呼应的地方，这会让日本对于无核政策和无核国家认同进一步强化，这对于日本国内在核问题讨论上不走偏，实际上起到了积极的抑制作用。

第二，日本在中间人外交中如果获得成绩和国际肯定，就会激发日本转型走外交大国的道路，而减弱在军事上追求正常国家的意愿，这有助于日本在令和新时代确立新的国家认同。

第三，尽管安倍访问伊朗期间，美国又宣布对伊朗国民卫队相关团体的新制裁措施，还发生了在阿曼湾的日本籍货轮遭到袭击事件，说明做中间人难度很大。然而在会见伊朗最高领导时，哈梅内伊表示了伊朗不制造、不持有、不使用核武器的三不原则，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政治表态，尽管他也表示不信任美国，但这个表态是重要的善意释放。

第四，日本积极介入伊朗问题，也为中日关系提供了新磋商接触的可能平台。中国同伊朗也保持着长期友好关系，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伊朗核问题协定的缔约国举足轻重，日本的参与，让中日在伊朗问题上，有可能开发出新的议事日程，增加扩展中日关系的内生动能。

日本“中间人”外交的过去和未来

日本作为最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其国际战略最好的定位就是发挥其能够理解东西方不同逻辑和文化，在东西方之间扮演桥梁中间人的角色。一段时间里，“正常国家”论调抬头引发日本国际定位的争论，但是从战后的历史来看，“中间人”“桥梁”的追求一直都没有断过，也是很多日本的战略家，政治家的长期目标。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综合安全的概念，认为要超越狭义的军事安全的传统概念，引入新的领域和日程。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担任外长时，就曾经在1983年访问伊朗试图为两伊战争斡旋，而安倍当时就作为秘书随行。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受到西方制裁，日本是首个解决对华经济制裁的西方国家，当时的海部首相也是政治风波后，首次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实际上起到了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进入2000年代，小泉纯一郎首相与小布什总统保持较为紧密关系，2002年和2004年小泉也是首次访问平壤，实际上也隐含着在美朝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

从上述历史来看，日本的中间人外交的目标追求中成绩不少，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持续性不强。例如90年代初中美之间的桥梁作用，很快在90年代中期后就失去了，而美朝之间的中间人作用也随着“拉致”（人质）事件过度成为日本对朝外交的中心内容，在2004年后结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安倍期待充当中间人甚至斡旋人也不能够算是新的尝试，问题在于这次究竟是否持之以恒？与以往不同的情况，安倍超长期政权比以前的首相有更加强大的政治基础来规划外交并且付诸实施，今后两年时间是重要的机会窗口期，如果有一些突破性成绩，在国际安全热点问题上，日本能够作为中间人发挥桥梁作用，这种新外交大国的新认同，就有可能被国民所接受甚至内化，最后一方面减弱成为军事大国的意愿，另一方面可以弥补经济大国地位削弱后减弱的部分自信。

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那么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领导人也将会继承下去，这无论对于日本还是国际社会都值得鼓励，与此同时，日本的“中间人”外交持续性不强的历史，也意味着对这一动向必须谨慎乐观待之。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