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挑动“签证战”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又推出“文明与种族冲突论”，说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文明与种族之战”。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惊人堕落，可以说集蛮横与无底线于一身。

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的发言中说，与中国的斗争是美国之前从未遭遇过的与一个“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国的挑战独一无二，因为它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在斯金纳看来，中国的挑战是如此的罕见与严峻，以至于当年的“冷战”死敌苏联都不那么可怕了。美苏之争是“西方家庭的内斗”，中国则是“非白色人种的大国竞争者”。因此，她有点洋洋自得地透露，现任国务卿蓬佩奥领衔的国务院正在起草一个类似于当年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苏联的对华战略，而她的发言大概是这一计划的“初期成果”。

任何关心中美关系的人，恐怕都要为当前美国国务院的愚陋和政策倾向的极端化而吃惊。这和很多传统共和党精英不愿加入特朗普政府有关。特朗普本人估计对2016年大选时反对他的那帮建制派精英还耿耿于怀。因此，在外交上，特朗普政府目前更像是一个“蓬佩奥-博尔顿”政府，外交思维和议程被这两大右翼高官挟持。

“中美文明与种族冲突论”是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需中国去批驳之，已有美国精英对其大加鞭笞。实际上，斯金纳的论调已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5月3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位于华盛顿的一家重要外交智库）总裁约翰˙哈姆雷向所有与该中心有往来的人士发表公开信，痛批这一论调的荒谬。哈姆雷最担心的倒还不是文明冲突论，而是中西种族论。强调中国的非白人性，把包括苏联（自然也包括今天的俄罗斯）的西方白种人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无疑是把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摆上了美中关系的议程。自从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覆灭后，众皆以为国家层面的种族主义将不复存在，罕有人会料到这种国家种族主义会在美国出现，毕竟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是所谓的“民族大熔炉”。然而美国的复杂性——及其一些极端思想的恶劣性——真是不能低估。

斯金纳的“文明与种族冲突论”一抛出，上到哈姆雷这样的外交建制派“大佬”，下到刚出道的学者，都坐不住了。他们从不同角度驳斥这一论调的愚蠢与荒谬。有人认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站不住脚，文明的界限是变动而非僵硬的，文明内部的冲突不见得比文明之间的冲突少。有人认为，“文明冲突论”在美中竞争中对中国而不是对美国有利，因为美国关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是普世而不是特殊的，中国则提倡价值观的特殊性而非普世性。有人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美国遇到的第一个意识形态对手——纳粹德国与苏联难道不是？有人指出，中国也不是美国遇到的第一个非白种人竞争对手——二战时的日本是美国不应忘记的例子。20世纪初，美国出台了很多排日法案和政策，日本精英因此痛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对黄种人的种族歧视。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当然有直接的战略因素考虑，但“种族仇恨”是一个更深的根源。

这个美日冲突的例子应让斯金纳之流汗颜。历史上，美国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也不比对日人好多少；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迄今仍是美国历史的一个污点。现在，如果特朗普政府挑起美中种族歧视甚至仇恨，美中关系的“新仇旧恨”不免接踵而至，两国军事冲突绝非不可想象。也许这种在我们看来非常可怕的后果，对斯金纳之流并无当头棒喝的效果，盖因他们早已准备好了迎接——甚至在期待——某种形式的美中冲突。果真如此，那真令人无语了。

美国外交精英对斯金纳的批判，说明美国战略界还有起码的知识素养、道德操守和战略底线，管控中美竞争还有希望。但他们的批判还不够深入，还没能就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反思。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文明与种族冲突论”这样的谬论何以能在美国知识界存在并逐渐向政策圈扩散？“文明冲突论”公认的“鼻祖”，是已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和哈佛为亨廷顿提供了什么样的政策和精神土壤，使其能抛出这一“高论”？在这一论调被学术界普遍批评的情况下，它何以能经久不衰？缘何另一名哈佛教授，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闻名的艾利森，还于2017年在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刊物《对外事务》上为亨廷顿正名，说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出台后的国际关系史证明了该论断的“先见之明”？光凭这一点，就足可怀疑“修昔底德陷阱”之论调。

美国的很多思想很可敬，但也有不少很可怕，“文明与种族冲突论”无疑是属于后者。美国思想史应是中国美国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美国外交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思想史，中美关系的过去和未来，都离不开中美两国各自的思想史。

（作者为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