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年底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转向”的变化和“政治海啸”，认定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全面排挤和施压。从而中美关系40年的根基发生了动摇，2018年成为建交来最严峻的时期。两国关系进入战略竞争的新阶段，现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双方都要作历史性选择。

（一）中美关系的“竞合”架构遭受重大冲击

1、摩擦和竞争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

特朗普政府继承美国传统战略思维中“找敌人”的观念，把中国朝“敌人”方向描述逐渐变成了政治正确，对抗已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思维。在围堵和遏制中国的问题上，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全球主义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本土精英取得了共识。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点。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涵盖台海.南海问题等，甚至涉及了中国对美投资和孔子学院，都针对中国。美国一旦找到主要战略对手，它的精力、资源和战略目标都会对着而来。

由于美国政界逐渐形成“反华共识”，他们的敌意正从共识变为行动。随着美国对中国认知的深刻变化和对华定位的根本转变，中美已经进入战略竞争期，两国之间的摩擦冲突已是无法回避的趋势，将会持续佷长时间。目前中美争端主要发生在经贸领域，今后会逐步蔓延到其他方面，尤其是台海和南海问题。可以预见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和人文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两国全方位多领域的博弈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2、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被搁置

2012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最先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基辛格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两国应充分认识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由于中美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距大，相互疑虑深，因此美国政府对中国提出的这个概念，开始就只保留地接受，后来逐步后退，以至官方公开讲话中避而不提。2014年年底美国则停止使用“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特朗普政府深度调整对华政策，对华敌意和对抗增强，对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冷漠无情”，渐行渐远。这一理念事实上已被美国拒绝。

3、在“美国优先”政策下，中美合作减少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政策下，推行单边主义，回避国际主义，连续“退群”“退约”。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伊朗核协议、万国邮联和《中导条约》。在对华问题上，美国从过去的“合作+遏制”两手交替，转为现在的“遏制+打压”，合作意愿直线下降。“合作”一词几乎不在特朗普的字典里。与之相反，美国接二连三对华发难。在科教文领域，查处中国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千人计划”；在舆论传播领域，勒令新华社美国记者站和中国电视网美国分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在军事和武器交易领域，开展对中国军队总装备部门及其主官的史无前例的制裁。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中美之间“合作的蓝子”越来越小，而“分歧的蓝子”越来越大了。

（二）两国关系基本态势没有“崩盘”

1、中美两国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应该看到，中美相互联结的产业供应链紧密，高技术领域相互依赖深，人民来往广泛，双方经济协调对全球市场影响大。“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经济互相交织，密不可分，依然是在同一条船上，是栓在一起的马车。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超过6，000亿美元，两国加在一起占全球贸易总额的40%。美国需要在防止核扩散、反恐、打击国际犯罪等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中美之间有诸多合作和利益重叠的领域。双方合作空间仍然很大。中美一直在竞争中保持合作，两国关系是合作同竞争和摩擦的混杂。美国难以让中美关系完全切割脱钩。

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10月4日的讲话对华抨击空前极激烈，突出中美价值观的对立，但演讲以表达与中国合作意愿结尾，留有一手。从彭斯演讲来看，美国有遏制中国和对华全面对抗的意图，但目前还不想彻底和中国闹翻。中美元首去年12月初会晤后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中美关系。中美经贸磋商已进行了十轮，特朗普为此三次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他在4月5日答记者问时称，“我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中合作是必要的”“在许多问题上，合作仍然至关重要”。基辛格认为，中美避免更大冲突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并对此表示“相当乐观”。

2、美对华战略是否转为全面遏制，还需观察

美国在1949年至1971年，长期实行对华遏制战略。自1972年中美交往以来的40多年，美国对华“既接触又提防”（engage but hedge），核心思维是接触。美对华战略变化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从奥巴马政府起，美国开始实施对华战略制衡。但是，美国2009年后进行的对华政策的中长期调整和过渡，至今还没有完成。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成的说法，美国对华战略修订，各方没有形成共识和得出完全的结论。美对华政策调整也未最终定型。虽然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一直没有提出清晰的目标，也没有明确制定出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说，当前中美关系进入的新阶段是“合作竞争”。认为中美合作，命中注定。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一定代表对抗，竞争也可以是和平的。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性内容还没有到冷战的地步。美国对华战略是否已彻底转为全面遏制，还需仔细观察。

3、以中国为敌的政策，在美国缺乏民意基础

长期以来，美国主流思想认为应当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拒绝两国走向对抗。自尼克松访华后的两国交往来，中美两国既是对手又是合作伙伴，美国在这两个角色定位区间来回摇摆。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在安全上转向对华战略制衡，经济上转向民族主义。但是，特朗普政府采取对抗性的对华政策，只是美国政界一部分人的极端认知。美国精英对华态度的转变并没有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想法在美国没有群众基础。美国的民意并不支持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政策。把中美两国民众分开，痴人说梦。皮尤民调2018年数据显示，18-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有49%持对华友好态度。去年11月初访华的美国参众两院访华团在华表示，美中存在竞争，但彼此不是对手。遏制，冲突，竞争和合作的四种态势的混杂，将会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常态。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应对和处理

1、在不确定的转折期，重在管理风险

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虽然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但对华强硬还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重合率最高的议题之一。他们都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强化对华竞争和增加对华压力，已是美国精英的共同基本共识。美国将会从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对华全面竞争，推动中美在技术上脱钩，并对中国更多施压和限制。美国政府把两国关系的一些矛盾分歧战略化政治化，将中美关系推到关键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的未来，（一）是如处理不好，可能陷入人们都不想看到的中美全面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二）可以重回以合作和接触为主线的稳定发展轨道，两国在各领域可控竞争的同时，在贸易和国际问题等方面仍维持基本的合作；（三）是两国关系重新定位，走向“新的更具对抗性的中美关系范式”，即21世纪中美之间的冷战。

现在，中美关系进入重要的转折调整期，两国战略竞争将会是一个长期周旋的过程，双方都需要作出历史性的选择。我们必须做好各种预案，准备应对多种局面，但是要抵制与美国进行战略摊牌的诱惑，绝不把对美斗争变成国家战略的中心。与美国全面对抗不是中国的战略选择，而要有效管控分歧，防范重大冲突，不使其演变为全面对抗的关系。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是管理竞争，承认风险，认识风险。管理风险就是想法把它管控到不失控的程度。军事风险是重要的一环，防止发生军事冲突，是中美关系的底线。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则是最低的底线。还要防止中美互动失控的意外状况出现。相信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会是“历史宿命论”，也不会掉入大国对抗的陷阱。

2、保持战略定力，聚焦自身发展

2019年中美关系的形势仍将严峻，可能还会面临摩擦挑战和斗争激烈的局面，同时双方也会在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开展合作。由于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增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会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应对和回应。中国的目标是不断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继续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要拓展中美两国合作，确立“稳定、协商、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尽量保持两国关系更好的平稳发展。

面对中美关系的新考验，要坚持底线思维，坚信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冷静观察，两手对两手，斗而不破。还需强化沟通，减少误判、误传和误解。对于美国对华极端情绪，要善于周旋，以柔克刚，不意气用事，讲究斗争艺术。既坚持斗争，又善于妥协。过去几十年都是以合作为主，以后或许不得不习惯“以对抗和合作交替来代替合作的新关系”。

为使中美关系不出大问题，要敏锐地研究跟踪美国社会对华态度的发展变化，防范于未然。更重要的是，聚焦自身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好自已的问题。必须保持谦虚谨慎，要对自身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前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