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期访问美国，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和中国研究两个领域的学者进行比较广泛的交流。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大家普遍都有强烈担忧，然而有意思的是，似乎美国的知识精英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的忧虑，并不少于对中美关系。

笔者认为，中美在贸易战、高科技领域以及地缘政治上的竞争，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也要认识到，这些背后也体现美国国内政治秩序重组过程中的战略不安所引发的不确定。

首先是美国两大政党内部的分裂。笔者在访问美国期间，正值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太太，小布什总统的母亲芭芭拉布什生前访谈录出版，这本书在美国引起一些的震动。该书是《今日美国》华盛顿分社长在芭芭拉布什生命最后六个月时间集中采访，以及获得授权阅读其日记的基础上写就。作为一位曾经造就了两位共和党总统的女性，她一直被认为是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

然而，特朗普执政一年后的2018年2月，在被问及是否还认为自己还是共和党人，她竟然回答已经不是，这本身就是共和党分裂的真实写照。民主党的情况也相差无几，尽管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中前副总统拜登人气最高，但是另一位候选人桑德斯提出的大政府、大学免费、大众医疗等，一直不被认为是主流的主张正在成为主流。

据报道，美国年轻一代18岁至29岁有7300万人，过半数可能会投向民主党，但他们支持桑德斯的大政府主张以及财富重新分配。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桑德斯的民粹主张都有群众基础，特朗普的支持层主要在中西部地区还很强劲。

民主党聚焦“通俄门”试图弹劾特朗普的办法不成功，两党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

笔者访美期间，另一件事情是3月24日美国司法部长发布的报告书中，没有认定2016年总统选举中特朗普与俄罗斯共谋，并作出特朗普干涉调查证据不足的结论。民主党要求公开全部的报告书，可能会在议会进行进一步调查，但是报告书认定了俄罗斯干涉了美国的总统选举。2017年5月就任的穆勒特别检察官进行的调查的焦点就是“总统犯罪”，这成为几乎特朗普当选后一直伴随着他的美国国内政局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阵营的选举总干事、原来的律师等在这个调查的同时受到了起诉，对于总统当时的行为进行告白，这对于特朗普的形象一直有影响。但是，此次结果让民主党试图通过系统性妖魔化特朗普，达到推翻共和党政权的办法宣告失败。这也意味着今后民主党必须要改变策略，通过政策竞争的办法改朝换代。但这个过程中也将意味着可能存在双方的政治主张，将会随着选战而进一步极化的危险。

并非都只针对中国

外交是内政的衍生，当前中美关系的巨大不确定性有国际格局，力量对比等各种国际性原因，与此同时也是上述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增强的一种反照。美国政治与社会分裂加深，意味着内部秩序重组。这个过程中在对外关系上就会表现出不小波动，而这种内政的外交上的外溢现象并不是完全只针对中国。

笔者认为，对于中美关系的紧张必须全面、平衡、冷静地看，一方面挑战甚至危险的确在增加，而且将可能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这种新常态，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美国自身内部调整的一面，不对美国的一些言行过度反应，这不是向美国示弱，而是战略定力。现在很多分析和研究认为，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似乎处处打压中国，甚至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东移直指中国。但是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言行上可能不符合常规甚至激进，但其认知基础由来已久。

首先，“美国吃亏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已经扎根，特朗普只不过在行动上更加直接地表现出来而已。在同盟关系上，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盖茨，每年参加北约峰会时，都会直言不讳地批评北约成员国，没有支付应该承担的防卫成本，同样对其亚洲盟友的日本也是颇有微词。特朗普继续了上述认知基础，这也是目前美欧关系不和的重要原因。

在国际军控领域，尽管奥巴马提出了“无核世界”的理念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美俄关系因为克里米亚问题紧张，美国国内政治中认为俄罗斯在军控领域没有认真执行承诺，导致新的战略核武器削减条约谈判停滞不前。特朗普同样继续上述认识，并在近期决定退出《中程导弹条约》（INF）。

在经济领域，美国认为自身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最大的开放市场，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却没有对等地开放他们的市场，导致“市场进入的不对称”，从而引发贸易赤字、政府补助横行、技术流失等。同样，这在奥巴马执政后就已经表现明显，这个方面中国受到的压力较大，但并非唯一对象。特朗普对于日本的钢铁等产品同样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于欧盟在空客的补助非常不满。

第二，“美国脱身论”同样在奥巴马时期已经出现。美国国内认为过去在中东耗费其太多的财力和资源，奥巴马就明确说过美国不会再做“世界警察”，而从国际事务脱身，首先就是从中东开始。而支持美国从中东脱身的一个物质基础，就是美国能源结构的巨变。奥巴马执政期间，2018年美国45年来首次产油量世界第一，今后五年内出口将超过沙特成为世界第一。这会造成亲以色列以及对伊朗制裁强化，这对于依靠石油的沙特以及俄罗斯造成影响。

美国能源信息局在3月26日公布的报告说，2018年原油产量是17年增加17%，日产原油1095万桶，超过了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首位，10年间美国原油产量两倍，主要是页岩气技术革命。将来，美国日产页岩油预测将会达到1400万桶。

两种悖论性倾向同时存在

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政策上似乎变得很调皮，先是宣布退出好不容易达成的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然后将驻以色列美国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3月又宣布承认被国际社会和美国历届政府承认的叙利亚领土的戈兰高地归为以色列主权，这些都是在从国际法和国际共识根基上撼动中东的和平进程。如果说过去美国在中东等地区的石油战略利益，可以让它更加认真思考和平问题的话，现在这种动机则在明显下降。

面对美国呈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国际社会的反应则是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离开美国，但另一方面又希望拴住美国的具有悖论的两种倾向同时存在的状况。

从表面上来看，欧盟正在同美国的强硬对华政策接近，对于美国以中国企业投资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隐患也表示担忧。这些都显示了欧洲要维护大西洋关系，拴住美国的需要。然而，另一方面欧洲在很多的地方需要中国，在那些被美国抛弃的多边主义协定，例如伊朗、贸易、气候变化等。

面对美国要求其排斥华为等中国企业参与5G项目，欧盟表示同意美国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各国又自己判断，显示出与美国有些分歧。美国则威胁如果采用中国技术，将来的情报合作要重新考虑等，但德国认为不能够对于特定企业排除，葡萄牙和意大利则态度积极。

中东国家，无论是美国盟友还是敌人，尽管仍然将对美外交放在首位，然而已经在积极拓展新的战略空间。沙特阿拉伯王储近期访问了中国，伊朗议长也在2月访华，这些都说明中东地区向美国传递信号，“不要想当然，我还有别的选项”。在亚洲同样，日本一方面积极改善对华关系，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离美倾向，另一方面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也是为了将来让美国重新回到多边主义做准备。

有人将目前的中美关系说成“新冷战”，笔者认为过于简单化。美国要求中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且很多要求是直接涉及中国国内治理结构，中国的确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但很多事情必须慢慢来。与此同时，美国也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不可能只有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改革，美国原地不动，这样国际秩序的重组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事实上，中美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进行的双边投资条约谈判，就是中美共同进化相互促进改革调整的重要一步，然而这个进程在特朗普执政后很遗憾被中断。对于中国来说，面对一个可能连任的特朗普，继续重视与美谈判同时，也需要调整“美国中心思维”适当“离美”，更多加强与美国之外世界的关系，这不是反美，而是“栓美”重建国际秩序。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