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思想，只要曾经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过影响，就不会永远消失。运济时宜，沉寂多时的思想也能乍焕新生。而且，思想相互影响，有源有支，多源多支，没有“纯洁”的思想。

当前西方的极右思潮，自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便逐渐成势，迄今没有衰退迹象。英国公投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使世人再也无法忽视这股思潮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

但这股极右思潮到底是什么，却让人无从捉摸。它对集权、征伐兴趣渺渺，与纳粹思想显然不尽相同。各极右党在欧洲议会中无法捏合成一个党团，说明极右内部也有激烈争论。而法国新右哲学领袖坚持与法国极右党“国民阵线”划清界限，似乎显示哲学思想、大众心理、现实政治之间也并非无隙衔接。本文仅抓要害处，择其大端，对当前西方极右思潮的源流作一概述。

西文政治话语中，左指的是求新、求进步；右则相反，指的是守旧、保守。极右，顾名思义是极端保守。然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新者变旧，旧者着新，何为新旧往往并非泾渭分明。再加上不同国家、民族、人群的心性不同、需求不一，所谓“极端保守”，便有了许多不同的指代。

第一类极端保守者，保守的是上帝。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黑暗面催生了质疑人类理性、缅怀上帝秩序的“传统学派”——代表人物有梅斯特（Josephde Maistre）、博纳（Louisde Bonald）和拉梅内（De LaMennais）。他们赞赏一元论和有机体说，认为唯一完美的秩序是上帝的秩序，合法的权力唯有来源于神圣的力量；好的社会是和谐的、有机的、等级的，每个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由于与活泼、动荡、求解放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他们的思想很快便淹没在历史之中。

到了20世纪中期，法国的居农（Rene Guenon）和意大利的埃佛拉（Julius Evola）再次光复了传统学派。他们认为，现代世界日日堕落、危机深远，然而却无药可治，亦无途可改，个人唯有以英雄之姿去自行反抗。他们的学说切中时弊，流行一时，迄今仍为法、意的新右哲学提供灵感。与一个多世纪前的传统学派相比，居农与埃佛拉跳脱了基督教的窠臼，广涉印度教、佛教、道教、伊斯兰，稔熟灵修、神性话题，最终落在对现代世界的批判上。居农著有《现代世界的危机》，而埃佛拉则著有《对现代世界的反抗》。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上帝已难以留下太多痕迹。但对超验精神体验的追求、对庸俗现代生活的失望和厌倦，不时构成一股深沉而强大的思潮。而那些认为西方文明深植于基督教的观点，对“恐伊症”、“文明的冲突”也起了推波助澜之效。

第二类极端保守者，保守的是贵族。

如果说平等是现代世界最有号召力的价值观，当不为过。但人人平等，无异于人人平庸，导致尼采所说的“末人”。果敢、高贵、舍身为国的人物，才会让人动容。当今已没有任何重要的思想家鼓吹重建贵族，但对贵族精神的向往、对英雄的呼唤，却一直是民主社会的一股潜流。

由伯克（Edmund Burke）所奠定的英国保守主义，不仅对英国思想界及政界影响深远，流风亦波及西方多国。英国保守主义对人性悲观，认为社会是有机构成的，不平等是自然的，并尊重权威与传统。而由政治哲学巨擘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支撑起的美国新保守主义，也对“最小公分母化”的民主制度忧心忡忡。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Allan Bloom）在其成名作《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抨击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虚无主义盛行，情怀难觅，世风日下。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多国的保守主义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已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结缘，支持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成为主流政治势力。换言之，在自由与平等这两个现代最显赫的价值观中，保守主义质疑的是平等，但接受自由。

第三类极端保守者，保守的是国族。

这一类人不但质疑平等，对自由也不真感兴趣。他们所珍视的，是现代世界最核心的组织——民族国家。他们即便接受民主，也认为民主只能限于一严格的国族之内，且服务于国族发展之目的；即便接受私有产权，也热衷于让国家在市场中扮演积极角色。

在西方历史上，最热切的民族主义者，多见于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后起国家。盖因现代国家制度最早成型于英、法，而其他国家在竞争压力下，不得不起而效仿；而在竞争以及效仿的痛苦中，本土的民族主义也就应运而生。

18、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思想史研究中颇有一席之地，这也被认为是日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法西斯思想的来源有左有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等，但归根结底法西斯还是一种极右的思想。它最有特点的极右之处，莫过于对一种纯洁的、雄迈的国族的向往。自由主义推崇个人而低看国家；法西斯主义则指出，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展示真正的本质。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考察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等6个欧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之后，在其《法西斯主义》一书中指出，法西斯是“民族国家主义”最极端的形式。法西斯主义认为，“有机的民族”和“强有力的国家”将能够超越阶级冲突。

战后有两波民族主义浪潮，分别为殖民地独立和苏东解体。此后，“后主权”“后民族国家”的思想逐渐占据上风，欧洲一体化尤被视开风气之先。岂料近年，被认为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民族主义，在西方迅猛回潮。

第四类极极端保守者，保守的是文化。

毕竟时移世易，民族主义近年在西方虽有回潮，但号召力已非一两个世纪前可比。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为名而主张“欧洲特性”的欧洲新右哲学，似乎更能体现当前欧陆极右思潮的独特之处。

新右（Nouvelle Droite）哲学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后流布于欧陆，英语学术界仅在90年代后有零星引介，近年略有增多。汉语界对其认识几近空白。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博努瓦（Alainde Benoist）、费伊（Guillaume Faye）、塔尔基（Marco Tarchi）等。

新右哲学兴起于新社会运动之时，与新左思潮并蒂而生。只是新左一时风头无两，而新右直到今天才随着反移民、反欧盟的极右党的崛起才引起世人重视。与新左思潮一样，新右思潮也重视文化、认同等“后现代”议题。在反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甚至反普世主义方面二者颇有可通之处。

二者所不同之处，或首推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态度。新左欢迎不同文化在一国内百花齐放，而新右则认为文化先于政治、文化决定政治，故不同文化在一国内势必无法自如共处，“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将无法得兼。依新右的逻辑，为保护全球的文化多样性就要保护欧洲文化，为保护欧洲文化就应遣返移民——当然，这对保护移民来源地的文化也同样有益。

一般人或许想不到，新右思想家并不推崇民族主义；他们看重的是在国家之上以及在国家之下的文化单位。博努瓦希望建立欧洲联邦，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未来属于那些能够将自己组织成许多自治实体、获得足够实力来抵御外来影响的大型文化和文明”。而且，新右思想家还经常把美国作为文化上的假想敌。

上述“四大保守”——保守上帝、贵族、国族和文化，仅是一个不完善的简便论述，却也足以让我们管窥极右思想来源的曲折、驳杂、多歧。但是，只要被冠以“极右”的思想，都有神似之处——即对现代世界的悲观、或至少是十分审慎的态度。

现代是人类社会第一个以时间阶段来命名的时代，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进步”、向前看，坚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现代世界开启之后，一股前所未见的乐观气氛便弥漫在人群中，连普通人都相信通过人的理性，能够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对自然的征服。

但有光即有影。不断地前进、永远地革新，也就意味着现代世界会不断地丢失旧时的生活，也会不断地遭逢新的危机。正是现代性的黑暗面，给了极右思想生存的土壤。极右人士对现代性是失望的，对理性是不信任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是悲观的。其实，几乎所有批判现代性的重要学说，如尼采、海德格尔、斯宾格勒等人的哲学，都是极右思想的重要给养。某种意义上，批判现代社会的极右思想，也是现代世界的产物，是现代的意识形态。

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民主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美国政府关门危机等种种“危机”一直伴随着西方人的生活，也伤了人们的心气。种种具体的现代造设——全球化、地区一体化、代议制民主、乃至普世人权，都成为了被质疑的对象。极右思潮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飞入寻常百姓家”。

托身于几百年来的学术积淀，当前的极右思潮并非仅是乌合之众的一时兴说。它到底会将主流的意识形态框限、制衡到什么程度，就有待时间来告诉我们了。

（作者为国际问题研究人员，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人，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