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的美朝关系可谓跌宕起伏，双方从威胁不断、互怼不止到春风化雨、互致信函。2018年6月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委员长的新加坡峰会更是将双边关系推向新高度。

美朝在新加坡峰会联合声明中誓言建立崭新美朝关系、持久而稳固的半岛和平机制、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等，朝鲜则在峰会前后采取了诸如停止核导试验、炸毁核试验场、拆除部分导弹引擎试验设施、归还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士兵遗骸等系列单边举动。

同期，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急剧升温，文金举行三次峰会，发表两个宣言，南北关系进展速度远高于预期。

可惜，美朝双边关系春夏之交的升温并没能孕育秋天的果实，双方围绕如何落实新加坡首脑峰会声明的谈判依然原地踏步。2018年内，美朝关系的缓和大致是政治性的、姿态性的、不具约束力的，因而也是可逆的，双边关系因此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虞。

在此背景下，笃信能做“大交易”的特朗普总统于2月8日通过推文发布了第二次金特会的完整信息：2月27日到28日，越南河内，不见不散。

朝核问题已经持续二十余年，围绕该问题的外交互动历经多次、多轮、多种形式，此番美朝再度回归外交谈判虽然见惯不怪，但这一回是否有别既往？外交能否解决？弃核是否有望？

此番外交互动或有不同，原因多重：一则朝核已到关键节点。经过三次洲际导弹试验，朝鲜近于达到可威慑美国本土的临界点，如果外交无法解决朝核问题，特朗普所谓“烈焰怒火”的确有相当可能。二则双方领导人均属强人，拥有较大腾挪空间。三则朝鲜试图进行重大战略调整，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没有外部环境的重大改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简言之，现状已经难以为继，好坏不论，改变势在必然。

六条经验教训

1993年首次朝核危机以来，围绕朝核问题的外交博弈历经秘密接触、双边会谈、三边会谈、四方会谈，和六方会谈。虽然此间朝鲜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和数十次导弹试验，并累计了相当的钚材料和数量不明的高浓缩铀，但不应就此盖棺论定过去的外交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如果没有1994年达成的《美朝框架协议》冻结朝鲜的核能力，朝鲜的核导能力或在十余年前即达到当前水平。

目前，通过外交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窄。鉴于美朝可能开启比较正式的无核化谈判，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并总结教训或将有益于未来的谈判。

通览过去二十余年的外交努力，或有如下六条经验教训供未来观察美朝谈判参考：

第一，朝核问题并不仅仅是核扩散问题，同时也是地区安全问题，要解决朝核问题需要平衡并兼顾两者。

二十余年前冷战已在欧洲终结，但朝鲜半岛仍然保持了冷战的“形态”：亚洲各国均在冷战后调整了彼此间的关系，适应冷战后的新现实，唯有朝鲜例外——朝鲜半岛的停战状态没有终结，朝鲜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没有转型，它成了冷战结束后亚洲的“孤儿”。

确保国家和政权的生存是朝鲜研发核导的最大驱动力，核导事关生死岂能轻言放弃，不解决朝鲜根本安全关切，单独处理核导问题形同缘木求鱼。《美朝框架协议》之所以能将朝鲜核能力冻结八年之久，关键在于该协议兼顾了核问题与朝鲜的安全关切，让朝鲜怀有从根本上改善美朝关系的热望。六方会谈持续多年，朝鲜安全关切始终是其核心议题。在朝核问题上，核导问题是“树木”，朝鲜外部安全环境是“森林”，二者关系不可不察。

第二，朝鲜发展核导的政治意愿、能力与潜力不可低估，否则会误读或者错失朝鲜释放的谈判信号。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主任、现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海克数次获准访问朝鲜核设施，而朝鲜有意通过他对外释放信息。2004年1月海克访朝期间，朝鲜向他展示金属钚，暗示已经具备制造核装置能力，但这些信息未能推动外交进展，次年2月朝鲜宣布已拥有核武器能力。

另一例证是朝鲜的铀浓缩能力。朝鲜数次表示要发展核电反应堆，但无人重视朝鲜此种表态背后的含义，最终朝鲜决意建造实验性的轻水反应堆，并以此为由通过海克2010年底的访问对外公布铀浓缩能力。

设若各国恰当评估朝鲜发展核导的意愿与能力，这些信息就应该成为推动外交解决的机遇，而非成为“亡羊不补牢”的教训。

第三，对朝鲜国内形势和社会承压能力的一厢情愿解读非常有害。

很多官员和学者一厢情愿地认为，朝鲜的国内形势和社会稳定必然如其他国家一样受到内外重大事态的深刻影响，从而影响其核导能力发展和谈判姿态，但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证伪了这种判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苏东剧变、2000年初的颜色革命、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或许对朝鲜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朝鲜处于相对封闭状态，这些外部事态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

每当朝鲜出现权力交接，就有人想当然地断定权力斗争将挑战朝鲜国内稳定。但事实上，从金日成到金正日、金正日到金正恩，平壤的权力过渡大致平稳。

朝鲜也曾遭遇自然灾害，且温饱一直成问题，但其社会展示了很强的承压能力，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基于类似逻辑的制裁历经多年未能实质性助推朝核问题解决，也说明了这一点。制裁或许滞后朝鲜获取核导能力的进程，但不能从根本上阻滞朝鲜。重重制裁或许让朝鲜“活不好”，但朝鲜也“死不了”。因此，前国防部长佩里以前的告诫依然适用：与本原的而非想象的朝鲜打交道。

第四，朝鲜应该被视为正常国家，予以平等对待。

有关朝鲜及其领导人的刻板印象非常之多，例如狂人、疯子、非理性、不可信，等等。朝鲜经受孤立多年，或许有不同寻常之行为方式，但据上世纪九十年代与朝鲜进行二十余轮谈判的美国官员称，多数朝鲜外交官经验丰富，灵活务实，甚至不乏幽默感。

对朝鲜而言，所谓边缘战略也属因筹码有限而采取的不得已之策。《美朝框架协议》谈判及后续落实协议的磋商表明，朝鲜不仅可以谈判，而且理性、精于算计，如同其他国家一样。

有人从《美朝框架协议》被废止和“闰日协议”未被执行即告终结，得出朝鲜不可信赖的结论。但公平地讲，朝鲜或许违背了《美朝框架协议》的精神，但并没有违背协议字面条款。反观美国，则因为国内政治原因，在落实协议方面消极被动、滞后于原定时间表。

未来的任何谈判，朝鲜均应被视为正常国家而予以平等对待，从而减少因为非实质性问题导致谈判延宕。

第五，处理朝核问题应利用所有的谈判形式，无论双边还是多边，不应拘泥形式。

朝核危机爆发以来，已有美朝秘密和双边谈判、中美朝三方会谈、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中美朝韩日俄六方会谈，各种谈判形式有利有弊，有失有得，何者更优难以一概而论。

如前所述，朝核问题及时防扩散议题，也是地区安全问题，所涉及议题非常多元，诸如朝鲜核导能力问题、美朝关系问题、南北关系问题、朝鲜半岛停和机制转换问题、东北亚地区安全制度问题、对朝经济援助问题等。因此，谈判形式也必然多样，单单双边会谈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而需要根据不同议题所涉及的利益攸关方进行不同组合的谈判和磋商。各种形式的谈判不是相互排斥，而应相互补充，就此而言，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协作至关重要。

第六，美国应恰当看待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

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对中国作用的认知介于傲慢和偏见之间。美国似乎认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不应该拥有自身利益，似乎不明白中朝相邻，朝鲜的所有变化都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似乎不愿意承认中国政策主张的合理性。

过去二十余年中，美国要么认为中国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万用灵药”，因此希望将朝核问题“外包”给中国，认为中国打一通电话就能解决问题；要么将中国视为替罪羊，认为朝核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关键原因是中国从中掣肘，因此对中国公民、公司和机构进行制裁。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拥有合理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这无须讳言，美国也不应视而不见。

当然，中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防范并制止核扩散是中国的责任，中国因此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涉朝决议。中国关注朝核问题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并为此提出了“双暂停”“双加强”“双轨并行”等倡议。中美处理朝核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虽然有别，但基本目标一致。

指责中国或者将朝核问题外包给中国，都已经被证明不可行。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推动朝核问题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解决，中美就此开展协调与协作至关重要。

无核化前景

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正处于成败的十字路口，特朗普政府有意与朝鲜谈判，而朝鲜也展示了弃核意愿。更重要的是，朝鲜通过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释放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决意发展经济；金正恩2018年和2019年的元旦致辞亦传递了同样信息。另外，美朝两国首脑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处理朝核问题，减少官僚层的推诿扯皮，更有利于推动外交渠道取得突破。

恰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8日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谈时所言，“政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各方应该抓住机遇，延续和平对话的大势，谈下去并谈出成果。一旦错失这个重要机遇，朝鲜有可能效仿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事实上的核武装国家，而美国恐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半岛生战和生乱的风险将因此剧增，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美朝应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在接下来的首脑会晤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既不采取朝鲜排斥的利比亚模式，也不采取博尔顿偏爱的伊拉克模式，力争打造独具特色的“特朗普-金正恩模式”，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

美国新任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近日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表示，美朝落实新加坡峰会共识可采取同时和平行的方式，这似乎给朝核问题的观察者提供了很大想象空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