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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中美“脱钩论”不符合实际
发表时间:2019-01-11 18:03 来源:国际网
目前,脱钩论在中美日三国开始回潮,要有效抵御这种回潮,需要有思维上的创新。首先,出现脱钩论并不奇怪,关键在于管控。第二,今后的改革和开放不应是美日单方面要求中国,美日同样需要自我改革开放。当前,中美日关系的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需要有创新。中美日之间最终需要建立起相互良性刺激,共同进步的关系,脱钩不是选择,而是逃避和走向失败的捷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再次重申了坚持改革的决心,并对支持中国改革事业的外国知名人士给予表彰。今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中美脱钩论”的讨论也日趋热烈。

讨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中国实力增长迅速,美国凭借现在自身还有的优势霸权地位强力打压中国,国际秩序严重不公正,脱钩过程中只要中国能够挺过去,力量平衡扭转后,就能够改变目前的状况,即“忍辱负重说”;第二种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巨大的内需存在,即是个庞大消费市场,中美脱钩最终美国受伤更多,即“脱钩自信论”。

2010年至2012年中日关系高度紧张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中日经济脱钩论的论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受到美国打压引发上述讨论很自然,笔者认为从中国经济必须摆脱“美国中心思维”的角度来说,“脱钩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与此同时,也必须平衡地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证明完全的“脱钩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1978年12月18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很多人知道宣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会议中还专门提到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就在会议召开的两天前,中美宣布建交,一个多月前的10月下旬,邓小平正式访日,名义上交换《中日和平条约》批准书,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展开“预热之旅”,中美日关系在1978年的重大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同时进行。

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对于邓小平等改革家来说,改革开放对内就是要结束文革,拨乱反正,推进建设国内的改革土壤;而在外交上则要调整革命外交,在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同时,引进外资和技术必不可少。对外开放对谁开放?首先就是对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及对距离中国最近的发达国家日本开放。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与中美日关系紧密联系。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中美和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中国改革的步伐也一时间踱步不前。中国的改革者并没有放弃10年前的基本信念,即国内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美日关系的发展。中国首先强化对日关系,来减弱西方世界的压力。1991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作为发达国家首脑,在六四事件后首次访华,访华期间考虑到日本作为原子弹受攻击国家的历史,中国宣布原则上加入《核不扩散条约》,日方则恢复日元贷款。

1992年日本天皇首次访华,中日关系的改善,可以说为中国外交全局在后冷战初期打破孤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93年,中美元首在西雅图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也回到了正常轨道;1997年至1998年中美元首互访,进一步强化了中美关系的合作基调。中美日关系改善的同时,中国在1992年正式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随后大胆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为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做准备。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记住邓小平等历届中国改革领导者,顶住中国国内各种形式“脱钩论”压力的坚定信念和果断决心的同时,也须记住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内部,同样有一批反对“对华脱钩论”的人。他们起到重要历史作用,没有他们在内部争论对华政策中顶住压力,就不会有中国改革开放平静的外部环境。

美国前政要例如基辛格、斯考特罗夫特、保尔森等人,都在关键时刻坚定对华接触,而不是认为对华脱钩才是正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美国对华负面认知对政策的影响。

1992年中国邀请日本天皇访华,这在日本政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最后宫泽喜一首相参加论战,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决定天皇首次访华。就在内阁决议通过的1992年8月25日,还发生了日本右翼反对这个决定的“放火事件”。

中国国内的“对美,对日脱钩论”与美国日本国内的“对华脱钩论”,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尽管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但逻辑和结论是一致的,而且经常会产生相互哺育的效果,从而对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情绪轮番升级。相对照的是,中国国内反对脱钩论者和美日国内反对对华脱钩论者,则是天然同盟军。

为什么全球化的今天,脱钩论竟然在中美日三国都开始回潮?如何才能有效抵御这种回潮?笔者认为需要有思维上的创新。

首先,出现脱钩论是国际力量平衡变化后不可避免的现象,本身并不奇怪,关键在于管控。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1972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急剧升温的中日友好,曾经表现出一些忧虑。他指出现在都是友好气氛,好像很热闹,当30年到40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后,一定会有难题发生。

第二,今后的改革和开放不应该是美日单方面要求中国,而是美日同样需要自我改革开放的进程。在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中国这方面的改革和开放,但是如果美日特别是美国对于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不愿意做出改革,而用保护主义方式,让中国单方面改革,全球治理就不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日关系的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需要有创新。

中美日之间最终需要建立起相互良性刺激,共同进步的关系,脱钩不是选择,而是逃避和走向失败的捷径。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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