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世界经济是否迈向“阴暗十年”》”为题刊发于2019年1月7日《参考消息》，刊发时删节较多，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一、“可怕”的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实绩

“难道这么可怕的一年永远都不会结束？”——在2018年12月31日晚盛大的悉尼跨年烟火表演出了祝贺“新年快乐，2018！”的大乌龙之后，有的网民如此揶揄。是的，就世界经济增长实绩而言，2018年堪称“可怕”，尽管各国全年GDP和贸易数据统计、发布尚需时日，尽管名列前茅经济大国GDP仍然保持了正增长，但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走势已经令世界各国投资者备尝痛楚，以石油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市场也从前两三个季度的持续上涨全面大幅逆转。特别是全球股市剧烈震荡，全年市值损失总额高达20万亿美元，从中美两大国到其它主要经济体股市，几乎无一幸免：

追踪各个市场数千种股票的富时罗素（FTSE All-Worldindex）指数2018全年下跌12%，为该指数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最差表现，与2017年近25%的收益形成鲜明对比。

2018全年，道琼斯指数累计下跌5.63%，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下跌6.24%，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下跌3.88%，均创2008年以来年度跌幅最大纪录，道指、标普500指数结束连续两年上涨，成为过去十年中第二个下跌的年份；纳指则终结六年连涨、成为2011年来首次下跌。年内高峰、低谷相比，美股跌幅已经达到20%。与全面下跌相对应的是股市波动性大大加剧，仅12月一个月内，标普500指数就有9次日均涨跌幅超过1%，比上年全年多8倍；2018全年合计，标普500指数共有64次日均涨跌幅超过1%。

中国股市下跌在大国股市中最为突出，上证综指于6月进入熊市，全年下跌近25%，深圳综合指数同期下跌超过33%，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

泛欧STOXX 600指数2018年累计下跌13.2%，为2008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

欧元区蓝筹绩优STOXX 50指数累计下跌14.3%，为2011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

德国DAX 30指数累计下跌18%，一度陷入熊市。

……

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尽管股市大幅度下跌尚未引发主要经济体GDP体量绝对萎缩，但随着股市下行延续，其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负面影响必将逐渐体现出来。令各国经济观察者们倍感不祥的是，2018年12月份中美两大国经济活动指数双双下行：

尽管2018年官方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均值为50.9%，表明制造业总体全年保持增长，但这一指数在12月份跌破50%的荣枯分界线至49.4%，为2016年7月来首次。

美国12月达拉斯联储商业活动指数-5.1，创2013年以来最大跌幅，预期15，前值17.6。

由于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举足轻重，2017年中美名义GDP分别占全球总量的15.1%和24.1%，合计占比39.2%，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6年合计高达57.6%，中美经济活动在2018年底降温，不可避免波及全世界其它经济体。2018年全年堪称韩国出口贸易“大年”，这一年韩国出口增长5.5%，首次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但12月份出口额同比下滑1.2%，与市场分析师们普遍预测的同比增长2.5%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就是占韩国出口总额近1/4的对华出口当月暴跌约14%，而上年同期增长了近15%。

二、2019年美国金融危机与萧条风险不容忽视

面对2018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贸易降温和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从国际经济组织到商业性金融机构，纷纷下调对2018年全年和2019年世界经济贸易增长预期，看空其中长期前景。日本野村综研认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下行通道”；世界银行2018年中报告认为，世界经济或将从2019年开始陷入以低增长、高系统性风险为特征的“阴暗十年”；……那么，世界经济是否真的正在步入可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低增长、甚至衰退时期呢？

就当前而言，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实绩不佳、股市震荡，自有其必然性：市场经济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可以平抑，却无法消除；次贷危机后主要中央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等非常态货币政策，虽然救了金融市场系统性危机之急，却未能重振实体经济部门；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导致此前资本大量流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资本流出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都对2018年世界经济减速作出了“贡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兴起，美国在2018年对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发动贸易争端，连卢旺达这样的非洲小国都不能幸免，特别是对华贸易战，其涉案贸易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定位之高，均成十倍刷新了全球贸易史上的纪录，堪称“史诗级贸易战”，更成为2018年、乃至今后更长时间内全球经济贸易最大扰动因素之一，以至于中美贸易战双方领导人或关键人物往往只需片言只语，就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掀起惊涛骇浪：

2018年11月1日深夜，新华社宣布中美元首就G20峰会安排等通话，中美贸易战迎来重大转机，全球各大股市顿时扭转此前连日跌势而全线飘红，A股市场、港股、美股市值一个交易日里分别暴涨1.33万亿元、1.43万亿元、4.2万亿元，合计近7万亿元，国际金融市场因此称这番电话为“史上最贵通话”。

2018年12月21日，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表示，除非中国同意对其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否则中美两国可能无法在90天谈判窗口结束时达成贸易协议。此语一出，美国三大股指顿时在交易日的最后一个小时里加速下跌。由于12月21日下跌，纳斯达克指数比8月29日触及的高位下跌了近22%，盘中跌至2017年8月以来最低；标普500指数比9月20日触及的收盘高位下降了17.5%。

……

展望2019年，阴霾重重，全球经济贸易前景不容乐观，特别是美国再度爆发金融危机、实体经济部门步入萧条，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而且有可能发生在2019年内：

股市震荡、特别是美国股市震荡很可能继续发展，并与西方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相互作用，其负面冲击逐步蔓延到实体经济部门。一方面，西方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收紧的“正常化”必然抑制股市；另一方面，股市和货币政策收紧的冲击又将从多条渠道蔓延到美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实体经济部门：

货币政策收紧抑制初级产品市场行情，利空众多仍然以初级产品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西方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收紧继续导致资本从新兴市场外流西方，此前高度依赖于资本流入的一些新兴市场将感受资本绞索进一步收紧的滋味。

在美国等成熟市场，货币政策收紧不仅直接抬升了企业债务融资的成本，加大了债务融资的难度；而且通过抑制股市间接提高了企业股权融资的成本和难度，由此可能引爆规模可观的企业倒闭潮。无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次贷危机后延续近10年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都造就了一大批不能产生正常可持续现金流、只是依靠源源不断廉价融资“烧钱”维持的“僵尸企业”；在货币政策持续收紧的环境里，即使它们愿意承担债务融资大幅度上涨的成本，也会发现债务融资越来越欲求而不得，股权融资渠道又因股市下行而断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其结局可想而知。

随着股市持续大幅度下行，其财富效应终将导致居民消费发生可感受的减少。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冲击可想而知。

三、政治环境不利全球经济“稳增长”

萧条和金融危机的阴霾正日益逼近，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抑或其它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对危机的动员体系却越来越不给力。在发达国家中，一盘散沙的欧洲自不待言，去年本来被视为唯一有希望成为欧洲凝聚核心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被“黄背心”运动打趴，中国浙江等地厂商接到的黄背心订单源源不断，又表明法国、欧洲在可预见未来无法有效凝聚、动员以应对危机。就是美国，出身体制外政治素人、特立独行的特朗普上台之后施政一直备受掣肘，反对党民主党又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夺取了众议院多数议席，可以想象，倘若美国经济在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这段时间里出大问题，为了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制造麻烦，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非但不会及时批准强有力的反危机措施，反而会借机“下绊子”。

第二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印度2018年在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增速居前，孟买敏感指数涨幅位居全球第一，印度总理莫迪上任以来虽然不如其很多“粉丝”期望的那样法力无边、短时间内就给印度经济及其体制彻底旧貌换新颜，但已经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甚至堪称“历史性的”改革：显著放宽外资准入管制；实施新破产法；以全国性商品和服务税取代各邦各自为政的一大堆复杂税种；承诺结束曾让国际企业意外收到追溯账单的“税收恐怖主义”；……相比之下，莫迪的主要竞争对手在经济方面的政见明显不受市场待见。但在2018年12月的地方选举中，此前貌似气势如虹的印度人民党遭遇重挫，在5个邦弑羽而归，其中3个邦还是印度人民党一贯的重要票仓。2019年5月印度就要迎来全国大选了，人民党和莫迪还有多少精力去“拼经济”？人民党还能保住议会多数而让莫迪连任吗？

更有甚者，某些政治问题还是2019年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为危及整个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危机。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美90天磋商究竟能否达成合理的、双方都能遵守的协议，尚在未定之天，毕竟世人在2018年都已经充分见识了特朗普的“弃约精神”；更糟糕的是世贸组织有可能在2019年实质上瘫痪。争端解决机制堪称世贸组织核心机制，但美国政府拒绝为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法官，正将这一机制推向悬崖。2019年，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将有两名法官任期结束，倘若不能任命新法官接替，世贸组织将由此在事实上瘫痪。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国某些势力正执意将中美关系推向全面对抗，从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4日的演讲中，人们不难嗅到新冷战的气味；2018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由一贯极端反华反共的马尔科·卢比奥参议员等人提出的《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该法对美国对台军售、鼓励资深官员访问台湾等做了进一步阐述，又给2019年和未来局势投下了一缕不祥的阴影。在1960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一书中，美国教授奥根斯基提出“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战争是国家间力量转移最常见形式，且守成霸权和新兴大国实力对比达到6︰4或者5︰4时爆发战争的几率最大；中国有诚意、也一直在努力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但中方诚意能否得到美方合理回应，并不完全取决于中方一方的努力。

四、阴霾曙光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世界经济虽然几乎是漫天阴霾，但阴霾之中也射出了缕缕曙光，其中不少来自中国。首先是中国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迅速采取有效的稳增长措施，从而稳住经济阵脚，实现谷底反弹。须知中国经济在新世纪里已经从“东亚经济稳定器”升级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器”与“发动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为14.2%，到“十二五”期间，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30.5%，跃居世界第一，同期美国和欧元区分别为17.8%和4.4%。分年度来看，2011—2015年，中国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6%、31.7%、32.5%、29.7%和30.0%，美国则分别为11.8%、20.4%、15.2%、19.6%和21.9%。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高居世界首位，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为33.2%，若按2015年价格计算，中国贡献率为41.3%，美国为16.3%，日本为1.4%。这样一个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成功稳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的作用不可替代。

而且，从此前近70年的历史来看，新中国总体而言非常善于化危机为推动改革的契机，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中国正是这样经受住了4场重大外部冲击：1980年代初世界性债务危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国际政治剧变和西方制裁，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将每一次危机最终都化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江湖地位”显著提升的契机，这一次冲击我相信最终结果也会如此。

不仅如此，尽管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在稳定多边贸易体系方面，中国也已经表现出了杰出的前瞻性。1990年代至本世纪前10年是全球经济贸易高增长时期，本世纪前10年间全球贸易增长尤其强劲、普遍；但从2012年起，全球经济贸易开始明显减速。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同比增幅仅有0.86%，近乎零增长；2013、2014年同比增幅分别为2.47%、0.08%，2015、2016连续下降两年，以至于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已经低于次贷危机陡然全面升级前夕的2008年。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虽然反弹10.61%，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11—2014年间每年超过18万亿美元的水平，仅相当于2013年同一指标的93.5%。正是在全球货物贸易跌落至近乎零增长的2014年之前一年，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能体现出中方的前瞻性了。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搜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