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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世功:高度关注半岛无核化关键因素的下行嬗变
发表时间:2019-01-11 17:49 来源:国际网
当前,半岛无核化进程在闪现出希望之光的同时,相关各种关键因素也在发生新的不利变化。这些不利因素同时出现、交互作用,必然会对半岛无核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国际社会不能只着眼于利好因素,被形势发展的“玫瑰色”陶醉,从某种角度来看,更应该认真对待那些新出现的不利因素,未雨绸缪,使所采取的对策建立在全面、可靠的基础之上。

学界对2019年半岛形势预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看法大体一致并且倾向乐观,普遍认为2018年出现的缓和势头将得以持续,二次“金特会”和金正恩委员长回访韩国有望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动力犹在,朝美对话可能取得“一定进展”。这样的预测并非没有道理,但似乎“玫瑰色”的成分多了一些,问题面看得少了一点,对形势新变化的把握显得不够。

去年一年,在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半岛无核化以及缓和和平取得重大进展,为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创造了利好条件。同时也必须看到,影响半岛局势发展的基本矛盾没有消失,朝美之间的高度不信任依然如故,双方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取向的对立难以调和;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矛盾接连产生,形势已经发生若干重要变化。在半岛无核化进入关键节点和“深水区”的情况下,对形势各种负面因素的关注更需加强。

一、朝美博弈升级,政策对立接近顶点

首次“金特会”揭开了朝美直接对话的帷幕,通过蓬佩奥四访平壤、金英哲访美、多次实务级会谈和多渠道接触对话,双方已经基本摸清对方的底牌和套路,这意味着朝美对话初期阶段摸底、探索的主要使命大体完成,解决问题的实质性对话阶段宣告开始。

新的阶段要求具有更广阔的战略视野和灵活性,双方必须勇于改变既定僵硬政策,更加重视照顾对方关切,相向而行,灵活施策,才有可能打破僵持,取得对话成功。但可惜的是,朝美双方果断政策转轨的预期不容乐观。

美方的“首先弃核,再谈其它”和朝方的“同步行动,相应措施”之间的对立迄无松动迹象。美国认为朝还没真正做什么,下一步该当采取“实质性弃核行动”;朝鲜则认为自己已经率先行动,该做的都做了,而美方却未做“应有的回应”,现在是美方“还债”的时候了。双方的政策对立已经上升到新的层次。

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第二次首脑会,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是互不让步,顶牛加剧,导致会谈破裂或无限期拖延;二是出自政治考量,双方达成部分妥协。即:朝以允许美视察丰溪里核试验场和拆除宁边核设施等“进一步行动”,换取美部分放宽制裁、照顾朝安全关切等“相应措施”。这样虽可避免对话破裂,但双方并未脱离僵硬政策的窠臼,美方将坚持对朝制裁、施压,朝不会轻易示弱、屈服,必然导致政策对立与对话僵持的恶性循环,使半岛无核化及持久和平的目标遥遥无期。

二、美方紧迫感下降,内部掣肘加大

在“朝美对话解决问题”的框架下,首脑会谈的作用至为重要,双方首脑的积极性和决断力又是关键的关键。过去一年虽曲折不断,但由于金正恩与特朗普双向主动,终于化险为夷,修成了首次首脑会的正果。新年伊始,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表示“准备随时同美国总统再次会晤”,特朗普也立即做出肯定回应,显示出不错的兆头,但是,深入考察即会发现,特朗普的状态和心理均已发生变化。

2018年,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急于在朝核问题上取得突破以显示政绩,成为其动力之源。他一度声言要在一年、最快半年之内解决问题。但是,中期选举还没进行特朗普就开始变调,声称朝核问题“不着急”,选举之后更是加强了语气,甚至表示不计时间长短。应当说,特朗普建树政绩的动力并未消失,因为未来还有竞选连任的需求,他变调的主要原因一是对朝鲜对手的厉害和朝核问题的艰巨性有了新的理解;二是认识到操之过急不但于事无补,反倒可能损害美国利益;三是利用朝有推行全力发展经济的新战略路线的紧迫需要,摆出“你急我不急”、“看谁拖得起”的姿态,作为压力手段。

目前,还不能说特朗普已完全消极,但可以肯定其热度已明显不如去年。去年他曾一再用热烈的语言夸赞金正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说他们“坠入爱河”;但首次“金特会”的高潮过后,在骨感的现实面前,那种激情已悄然不见。这一次,特氏迅速表态愿意同金正恩再次会谈,很大成分是因为朝的不满持续上升,走回头路的可能性逐步显现,如果放任不管,已取得的成果有可能付之东流;同时,他对朝方的无核化“进一步行动”还抱有一定期待,需要借以巩固和扩大朝鲜“冻核”成果,以更利于美国安全利益和下届连任。但是,特氏的想法和行动并不匹配,在对话陷入僵局、急需采取果断举措“救火”的状况下,他仍然固守“极限施压”政策,无意用放宽制裁的实际行动显示善意和灵活,表露出缺乏起码紧迫感的真实心态。

目前,特朗普内外问题堆积成山,疲于排解、应付。经济社会难题困扰,联邦政府长期关门,国政难以正常运行。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引发中东局势严重不稳。在这种情况下,朝核问题难以排到优先位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议会和反对派对特朗普的朝核政策强烈怀疑和反对,形成有力制约、羁绊。他们认为,朝鲜不可能放弃核计划,特朗普选择对话解决是“与虎谋皮”、“中了金正恩的圈套”,议会已通过议案,要求特朗普政府放宽对朝制裁的任何措施必须经过批准。即使特朗普还保持着解决问题的热度,行动上也难以摆脱严重掣肘。

三、朝方态度趋硬,忍耐度呈现走低

作为关键一方,朝方的立场和态度对无核化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实际上,如果不是朝鲜表明全面无核化的决心和采取前期行动,半岛形势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缓和的局面。但是,朝鲜的无核化行动不应该是单方面的,也不可能是无条件、无代价的。由于始终见不到美方的“相应措施”,朝方的态度逐步发生重要变化。

朝方逐步加强对美方批评的火力,不断发出强烈的警告信号。为了给朝美首脑会谈营造气氛,朝一个时期内曾刻意避免对美严词批评,但是,首次“金特会”之后,鉴于美方不履行新加坡共同声明中做出的承诺,反而试图以压力手段迫使朝接受美的无核化脚本,朝立即提高对美批评调门。去年7月9日,蓬佩奥第三次访问平壤之后,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严厉斥责美方“强盗式”的无核化要求。8月4日,朝鲜外相李勇浩在东盟地区论坛谴责美阻挠发表半岛终战宣言,批评美拒不回应朝方善意,反而“不断提高声量”。11月2日,朝鲜外务省官员以“个人评论”形式提出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坚持错误政策,朝“有可能”恢复“并进路线”。12月16日,针对美制裁崔龙海等三名高官,朝方再次警告:无核化机会“可能被永久性破坏”。需要高度注意的是,金正恩在今年新年贺词中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不履行承诺,错误估计朝的耐心,坚持制裁和施压,朝将被迫“探索新的道路”。普遍认为,所谓“新的道路”就是经济与核能力建设的“并进路线”。这等于明确提出了对美忍耐的底线。

朝方对美方“相应措施”的要求日益明确并不断提高加码。比如,初期阶段,朝鲜按照“率先行动—积累信任—促美回应”的思路,先后采取炸毁丰溪里核试验场、关闭东仓里导弹引擎试验场等先期行动,当时要求美的回应代价是同意发表半岛“终战宣言”,但是,美方连这一仅有“象征意义”的举措都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朝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提出“解除制裁”的更具实际意义的要求,表明绝不搞“单方面”无核化的严正立场。金正恩通过今年的新年贺词明确提出美国“相应措施”的具体清单,内容除了放宽制裁,还包括停止韩美联合军演、不向半岛运进战争装备和战略资产,以及建立半岛和平区等。这表明朝方立场更加坚定,贯彻“同步行动”的决心不可动摇,同时,更加明确、系统地提高了要求条件。双方立场顶到了“激发点”上,只有一方松手,危机才有可能避免。

四、韩方地位式微,推动力明显减弱

文在寅政府在去年促成、推进朝美无核化对话上发挥的斡旋、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十分重要,倘若没有韩国施加的“牵引力”和“润滑剂”,朝美对话不知会增加几多困难和周折。但是,韩国的积极、建设性作用日渐被销蚀和削弱,也是不争的事实。

一是在朝美之间牵线搭桥已不再重要。主要因为朝美无核化对话已经形成首脑会谈、高级别会谈和实务级别会谈等一整套安排,此外还有热线电话、亲笔书信等多种联络渠道和手段。同时,双方通过接触、对话,相互了解已逐步加深。今后韩国还会有居间传话搭桥的机会,但空间已经大为缩小。

二是对美斡旋、说服能力大幅下降。起初,美很重视韩方提供的信息和建议,美作出尽快与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的决断,其中就有韩国的作用。继而,美发现韩国总是“替朝鲜说话”,所提建议并不完全合乎胃口,有的竟公然违背美的基本政策,于是兴趣减退,以至开始排斥。韩方提议放宽对朝制裁,美就极为反感。后来,美对韩积极推进南北交流合作及大幅改善对朝军事关系的戒心上升,担心“美韩共助体制”解体、以至于同盟关系龟裂,于是在强化对韩战略沟通协调的同时,成立美韩涉朝“联合工作组”,实际上是增设关卡、扭紧阀门,以此强化对韩方的管控,严防韩朝关系发展“超前”和脱离美国政策轨道。

三是影响、推动朝鲜的能力严重受限。朝站在“同一民族”的立场、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待和处理同文在寅政府的关系,既积极利用其积极面,也不放松克制其消极面。南北体制、价值观对立,制度和统一主导权之争,决定了双方关系发展的限度。朝在对美关系和南北关系上依然重视韩国作用,但完全坚持“以我为主”原则,牢掌主导权,高筑“防火墙”,不给“和平演变”留下余地,韩很难发挥所谓的“主导”和“引领”作用。相反,朝高举“民族大义”旗帜,猛攻韩国“仰美鼻息”、“对美屈从”等软肋,将韩置于被动境地。文在寅政权的固有弱点决定了韩方影响力的局限性。

四是文在寅的国内牵制因素日趋强劲。文在寅积极推进对朝和解、合作政策以及随之产生的韩美关系的“不协调”,激起国内保守势力的严重恐慌和强烈不满,促使其加紧集结,对文政府的“亲朝疏美”、“瓦解韩美同盟”、“破坏国家安保”行为发起猛攻。同时,由于经济失策导致增长停滞,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严重损伤了文在寅的声望,文的支持率一度降至48.5%的最低点,舆论对其执政能力提出了置疑。处于这种形势,文政府在半岛无核化、南北关系发展及外交领域的行动半径必然受到限制。文在寅把改善经济作为2019年施政重点,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可知,半岛无核化进程在闪现出希望之光的同时,相关各种关键因素也在发生新的不利变化。在朝美博弈升级、濒临“摊牌”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内部掣肘增强,紧迫感明显下行;朝鲜的立场和态度趋于强硬,忍耐度持续下降;韩方国内牵制空前加大,行动力严重受限。这些不利因素同时出现、交互作用,必然会对半岛无核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国际社会不能只着眼于利好因素,被形势发展的“玫瑰色”陶醉,从某种角度来看,更应该认真对待那些新出现的不利因素,未雨绸缪,使所采取的对策建立在全面、可靠的基础之上。

(作者为中国亚太学会朝鲜半岛研究会研究委员)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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