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又有人出来说，这是“网军”用假消息误导的结果，是互联网“惹的祸”。

这个潮流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6年，奥巴马主持了民主党败选总结，他认为希拉里不该输，但是因为外国政治力量借助社交媒体散布假新闻，危险地干涉了美国国内政治进程，才导致特朗普胜出。写下“历史终结论”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至少在2017年，也是赞同这个判断的，证据之一是特朗普在关键的四个摇摆州平均只赢了0.5%到1%。欧盟主要成员也深度采信了这一论断，认为英国“脱欧”以及法德等国国内重要选举，均面临境外敌对力量借助社交网络实施的攻击。在今年中期选举前，美国一些政要还指责外国借助传统媒体以及社交平台，干涉美国内政。

这种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发达国家选举挫败以及深层次治理问题“背锅”的论断，是一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叙事结构：1995年7月，美国国防部分管隐秘行动和低烈度冲突的副部长办公室战略顾问修特撰写题为“互联网：战略评估”的报告，指出“从长期来看，互联网对威权国家构成了无法抵御的战略威胁”，“通过进攻性的使用互联网，发布特定类型的消息，可以让他国民众完成原先需要美国政府投送特种部队才能完成的颠覆性行动”。2010年1月7日，时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国务院举行晚宴，招待各路人马讨论如何确保让社交媒体成为美国外交的工具，直接向其他国家人民推送信息，促进其行动。在实践层面，从2001年开始，借助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非政府组织CANVAS，至少在全球50个国家进行了50场培训，触发至少15场“颜色革命”；从2009年开始，福特基金会赞助麻省理工学院新媒体实验室主要负责人推进的非政府组织2.0项目，帮助草根非政府组织强化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动员和社会抗争的能力。

希拉里输掉选举的原因，首先是没有拿出让美国人民满意的施政纲领；其次是过于轻松地对待了特朗普的挑战；第三则是缺乏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但他们连承认问题的存在都做不到。当初开启互联网自由的人开始批判互联网，证明了其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建制派以及在非欧美国家“粉丝”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不能清晰地认识到互联网及其催生的社交媒体平台真正的内生属性。这不是一种能够被单一主体遵循多重标准进行粗暴驯服的工具，这是一种体现了历史前进方向的技术创新。本质上，这是一种检验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平台。能够掌握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政府，必然是那种勇于经受网络执政能力检验，并体现出运用网络提升治理能力的政府。同样，如果任何一个行为体愿意遵循网络的内生规律，以造福本国和世界人民的正确态度，去认识、理解以及实践基于网络的治理时，他也将获得良性回报。

从当初吹捧，到现在诅咒，欧美发达国家面对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在全球的发展，展现出的是亨庭顿及福山等反复提及的“政治衰朽”，这种衰朽意味着失去自我迭代更新的能力，不愿意再通过反思政策和执政能力积极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反而沉浸在所谓“回音壁”或是“信息茧房”之中。当这种衰朽出现，而新兴国家又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认知和能力时，历史朝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又迈出坚实的一大步。

(作者为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