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题。笔者的理解是：当今世界形势正发生极其深刻且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这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种族、宗教等多重矛盾激化累加作用的结果。它集中表现在战后长期以来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所谓“西方自由世界秩序”走向终结，而新秩序又尚未建立，世界陷于“失序”状态。

二战结束之初，根据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各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立战后世界秩序，这是世界各国一致认同的。然而，先是由于美国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后又由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试图独霸世界，世界各国这一共识未能得到落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等大国，凭借他们在综合实力上占据优势，力图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建立以他们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自由世界秩序”。各项法规或称“游戏规则”由他们一手制定，建立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基本上也为美欧少数几个发达大国所把持。联合国安理会又由于美、英、法三大国滥用“否决权”，使这一机构无法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正常作用。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世界秩序与他们认同、期待的，以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国家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相距甚远，是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

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逐渐改变，尤其是中国、印度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双方围绕世界秩序这一重大问题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为维系自己的既得利益，极力维持“西方自由世界秩序”；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捍卫自己理应享有的权益，极力争取改变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建立起公正、合理、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一直推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基辛格在其2014年著作《世界秩序》一书中，明确写道：“现行的世界秩序受到了全面的质疑。世界大部分地区从来没有与西方相同的秩序观。两者之间有着基本区别。过去非西方世界只是默认西方秩序观。这种保留现在正变得直言不讳，并且明显表示他们将努力进行修改”。

导致“西方自由世界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的原因，除外部压力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自身错误造成的。

首先，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不得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可是，美欧等西方大国却无视这些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为推销他们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观，推行强权政治，肆意践踏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甚至用武力颠覆合法政权，制造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无休止的战乱。这些年来无论在中东、北非地区还是东欧地区，战乱不已，无一不是与美欧等西方大国肆意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有关。

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更是依仗美元的优势地位和超强军事实力，到处征战讨伐，称王称霸，给世界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也促使他自己走向衰落。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切维奇曾尖锐地指出，美国发动的“大中东战争”是这个超级大国“走向毁灭”的过程。“西方自由世界秩序”走向终结，纯属咎由自取。

其次，多年来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他们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作为维系“西方自由世界秩序”的有力工具。上述知名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切维奇上个世纪末，也是全球化大发展时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克林顿政府战略的核心是全球化概念”，“全球化已成为美国在世界上领导作用的‘同义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全球化，虽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激化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催生两极分化的弊端。美国是推进当今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最大获益者，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社会不平等”，导致今日美国社会的严重分裂。广大普通民众包括一部分社会地位因金融危机而下降的中产阶级，对美国现行体制与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他们对极力维护现行体制的精英阶层充满愤怒。这种对立导致特朗普这位华盛顿圈外的商人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总统为讨好选民求变的强烈愿望，打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帜，实际上奉行极端的民族利己政策，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在他心中只有利润，没什么价值观。他认定只要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可以用来震慑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就不可能动摇，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花费巨资去承担“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主要责任”。曾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2017年12月20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特朗普认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美国要想成为赢家，必须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这个世界没有共同利益，没有国际社会，也没有什么普世价值观，只有美国价值观”。同年12月19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一位高级研究员撰文说：特朗普认为拯救世界的不是美国的理想主义，而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不再重要，至关重要的是强权”，“在这个新时代里，强权必须成为公理”。特朗普的这种思维导致“天下大乱”，加速“西方自由世界秩序”走向终结。

再有，二战后建立起的美欧军事同盟，既是美国争夺并维系其在世界上霸主地位的基石，也是“西方自由世界秩序”维持至今的主要依托。尽管美欧矛盾非始于今日，但美欧关系恶化到如今的程度，则与特朗普奉行的对欧政策密不可分。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特朗普为支持里根竞选总统在写给他的信中，就提出不能再让盟友“占美国便宜”。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实际上已表明上台后准备在这方面下手。他要以非正统方式“彻底大修”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矛头首先对准盟国，尤其是当今美国以外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他支持英国脱欧，鼓动法国退出欧盟，批评欧盟成了“德国的工具”；指责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移民问题上“犯了灾难性错误”；诬指德国操纵汇率，获得对美贸易巨额顺差，应予补偿；逼迫德国等国提高国防开支，批评德国不交足北约“保护费”，却花钱修建连接德国、俄罗斯两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近日，他挑起对欧贸易战，无论对出口美国的钢、铝产品，还是汽车及其零部件加征关税，主要也是针对德国的。特朗普正把“西方自由世界秩序”赖以维系的大西洋两岸关系，从强化美欧盟友关系转变为打压盟友攫取实利。无怪乎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哀叹：“有美国这样的朋友，还需要敌人吗”？！

去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提出的报告就预言，“世界有可能正在迈向后西方时代，也就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两大因素，一是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一是欧盟脆弱的凝聚力。一年多来的事实正验证着慕安会这一预言的准确性。

一种世界秩序的建立与终结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而当今世界的大变局引发的大乱局也不会在短期内稳定下来。新旧两种世界秩序的交替期间，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紧张动荡，则必将是常态。

“西方自由世界秩序”走向终结，进一步推动着非西方世界构建公正、合理、平等新秩序的各种努力。中国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进展，致力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硕果累累，各个地区多种形式的南南合作不断加强和发展，都是这种努力的有力证明。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