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普京进入第四次总统任期，俄罗斯未来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战略备受关注。对外战略建立在本国国情及其国际处境的基础之上，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多维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普京历来以坚定灵活应对外部世界见长，他的对外战略经过了18年的磨炼与考验，已相当成熟。俄罗斯今后对外战略的走势，不妨用信守初衷、秉持原则、弘扬特色和应对变局四句话加以概括。

信守初衷

对外战略服务于国内发展战略的需要，这对俄罗斯来说亦不例外。普京不仅确认，而且一以贯之地践行。

普京18年前上台之初，曾发表过一篇引起轰动的纲领性文章，题为《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该文加上他后来不同时期通过国情咨文、对选民讲话以及答记者问等方式，展示了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宗旨与内涵。

概言之：一是认为俄罗斯不属于代表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称这大概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二是将国家、民族利益作为一切方针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为此，要弘扬俄罗斯思想和价值观，包括大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三是国家内部的目标高于外部的目标，认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直接取决于能否顺利解决国内问题。如果某些国际方案对本国公民没有好处，那么无论听起来多么响亮，多么动听，俄罗斯都不应该参与。四是要建立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发展模式，绝不走西方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不能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批评叶利钦时期照搬“外国课本上抽象模式和公式”付出太大代价，强调“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没有用的”。五是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同安全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将国内安全、周边安全和国际大环境安全结合起来，通过修改安全战略和军事学说，带动外交政策的调整，提高核遏制潜力，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增强大国地位；要求建立符合俄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承担与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六是反对单极世界，推进多极化以建立多极世界。以上六个方面，构成了普京对外战略的初衷，他至今依然坚定地信守。

2018年5月31日，普京在接受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采访时，再次表明了不忘初衷，他说：“作为一个坚持国际法原则、尊重伙伴利益的国家，我们自然同时也会确保自身利益，重点关注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针对西方经济制裁问题，他又说：“我寄希望于积极良好的关系。但是对目前的什么限制，还有制裁，我们并不觉得惊讶，也吓不着我们，也永远不会让我们放弃独立和主权的发展道路。……我们明白，西方国家正试图通过这些限制和制裁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遏制我们的发展。”

普京对外战略的初衷，源于他的治国方略。普京第一次当选总统时，笔者曾根据他的言行，将其治国方略归纳为以下十点：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强国富民为使命，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民族精神为动力，以强有力政权为依托，以团结全社会为手段，以历史教训为镜鉴，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道路为方向，以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为条件，以重振大国地位为目标。

秉持原则

俄罗斯对外战略体现为多方位外交。多方位外交基于两点，一是国家利益原则，这与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的地缘因素有关；二是对世界多极化的认识，这与俄罗斯自身在当今世界中的定位构想有关。俄罗斯自1990年6月12日宣告独立以来，其外交经历了从“一边倒”向多方位转变的过程。

普京执政后，将多方位外交进一步提升到“平衡性”原则的高度加以运作。其结构态势大致为：其一，俄罗斯与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在其外交蓝图中的地位最为凸显，俄罗斯将其看作是“外交中的内政，内政中的外交”。其二，在对美国和西欧的关系中，排序作了调整，将西欧放在了美国前头。其三，对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印度、日本、朝鲜半岛和东盟国家的关系，重视程度大为提升。其四，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外交也有重点地扩大，手段更趋灵活。

进一步说，平衡性本身还分为若干层次。在全球实行欧亚平衡，在西方实行欧美平衡，在亚洲实行中国印度平衡，在朝鲜半岛实行韩国朝鲜平衡，等等。不过，从具体运作来看，这种平衡的某些环节仍有相对性。例如欧亚相比，欧洲排序在前，这也就是普京所说的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首先是一个欧洲文明国家的缘故。但后来亚洲的分量加重了。

外交政策平衡性是由俄罗斯进入新转折时期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利益平衡性决定了政策平衡性。俄罗斯力图振兴，首先需要把经济搞上去，要求有一个可靠的安全环境，为此其外交必须面向世界，着眼全局，而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仅仅瞄准某些国家。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面对外来压力，出于平衡性的需要，既要斗争又得妥协。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弱化其综合国力、挤压其战略空间的方针，迫使大国自尊心极强的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非坚决抵制不可。另一方面，俄罗斯要从衰落中崛起，又必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资金。这种矛盾状况和复杂心理，决定了普京在同美国等西方大国打交道时，一直采取硬软结合的两手对策。

有媒体报道认为，如今在西方频频对俄罗斯制裁施压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外交完全转向了东方。此说难免有失偏颇。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不会放弃多方位外交。俄罗斯的确存在一个亚太战略，这在2013年普京总统致联邦会议国情咨文中说得很明白：“我相信，俄罗斯转向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迅猛发展，不仅能为我们的经济提供很多机遇和新天地，还为贯彻积极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新的手段。”虽然俄罗斯一个时期的外交重点转向东方，但不会脱开“平衡性”指导原则，因此不宜把它与西方经济关系的恶化绝对化。

弘扬特色

普京主政以来，坚守国家利益原则，激发民族团结精神，其外交必然具有强烈的自主性。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受到美国单边主义冲击，俄罗斯处于弱势地位，在外交中有时又不能不带有某种妥协色彩。

务实性是普京外交的最大特色。务实，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因而显得比较灵活。如普京上任伊始所言，俄罗斯处于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当时面对如此境遇，在普京授意下，俄罗斯政策咨询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撰写了一篇关于俄罗斯战略的长篇报告。其中“俄罗斯对外政策面临21世纪的挑战”章节，提出要确立符合俄罗斯利益和力量的外交战略，采取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的新战略构想。该报告蕴涵的韬光养晦原则和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从适当战略收缩到采取战略攻势的方略，在后来俄罗斯的一系列外交实践中得到验证。

普京外交的务实性，植根于国家发展战略。他认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以及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形势，都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文明而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外交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普京巧妙地将俄罗斯国内存在的三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融合和取舍，有选择、有侧重地运用于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

普京外交的第二个特色是兼容性。这同样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使然。改善对美关系无疑是俄外交最重要的、也是最棘手的任务。美国为防范俄罗斯崛起成为另一个苏联，对其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普京的应对办法是“坚决地但是决不发生对抗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基于外交随机应变，俄美元首曾签署《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俄美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等系列文件，俄罗斯还与北约一度形成了“北约20”机制。美国则在车臣问题上减少对俄干涉，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后来，俄罗斯还增强了与美国宣称的所谓“邪恶轴心”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的合作。俄罗斯先后采用的这些做法，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对抗美国，而是受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外交兼容性所驱使。

此外，俄罗斯与美国合作反恐，并非仅仅因为发生了“9·11”事件。在此之前，普京已产生国际联合反恐的构想。2001年1月26日他在俄外交部讲话中曾经指出，俄罗斯遇上一系列的尖锐问题，“特别想指出国际恐怖主义和任何流派的原教旨主义的危险性”，他预言一个恐怖主义的“国际”正在形成，后来“伊斯兰国”果然成为现实。最近几年俄罗斯在叙利亚针对“伊斯兰国”采取的果断行动，使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超越了美国，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声望。

俄罗斯外交第三个特色是隐蔽性。这往往不被人注意。俄罗斯强烈的大国欲望路人皆知，但在舆论宣传中却时有收敛。普京说过，俄罗斯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的手段客观上并不是自己所希望拥有的那么多。少说大话、多做实事是普京的高明之处。他颇为担心自己的国家被世人瞧不起，指出俄罗斯外交方面的中心任务之一是“促进国外积极地看待俄罗斯，而目前这方面的情况远不是很好”。普京一直默默地在奋力兑现上台时的豪言壮语：“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做一个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俄罗斯并不把促进世界多极化挂在嘴边，有人误以为普京放弃了多极化构想，事实绝非如此。2018年6月8日中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要“促进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多极秩序的形成”。

应对变局

俄罗斯未来对外战略的走势，主要是应对变化中的周边国家关系、大国关系、地区热点以及自身在多边组织中的作用。

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占首位的是独联体其他成员国。构建新型欧亚经济联盟为普京孜孜以求的目标。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普京的欧亚经济联盟构想严重受挫。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运作，将有助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的合作与对接。2018年6月8日中俄联合声明指出：“通过共同实施2018年5月17日在阿斯塔纳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等，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将在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探讨构建‘欧亚伙伴关系’，促进地区一体化进程。”

俄罗斯面对的大国关系，类型多样，情况复杂。俄罗斯力求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当初特朗普与普京彼此赞赏，表示亲近，确实各有所求，发自内心。从美国方面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连连受挫——经受“9·11”恐怖袭击、为伊拉克战争付出沉重代价、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更是导致国力下降。在特朗普心目中，这一切并非俄罗斯因素所致，更不是普京的责任，况且俄美贸易额不过200亿美元多一点，冲击不了美国，他试图与俄罗斯修好，以便联手对付崛起的中国。从俄罗斯方面来说，普京振兴国家的宏图比他预想的进展缓慢。在他看来，重商主义的特朗普上台，对于减缓因乌克兰危机引起的西方经济制裁、改善俄罗斯外部环境不失为一个良机。总之，特朗普提出要让美国再度强大，普京竭力让俄罗斯提升为世界一流大国，都不可能在彼此对抗中实现，这也许是让他们拉近距离的一种共识。但是美国传统的反苏反俄势力容不得特朗普为所欲为。2018年5月25日普京还在为同美国之间的麻烦关系表示惋惜，说俄罗斯想要改善两国间的关系，但是却被围绕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诸多政治争执所连累，甚至可以说是被“挟持为人质”。

美俄关系中缺少黏合剂，一是诚意，二是互信，三是远见。特朗普在2018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七国集团会议期间，又提出要让俄罗斯返回“G8”。普京深知其人反复无常，并不领情。

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多年，俄美既在较量中合作，又在合作中较量。目前俄美关系处于制裁与反制裁的严峻时期。普京在接受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专访时说：“我认为，理智终将获胜，所有非法的限制，损害世界经济发展的政策，将逐渐消解。而我们会与所有合作伙伴实现关系正常化，包括与美国，以及其他听命于美国、对我们实施制裁的那些国家。”

俄罗斯非常重视与欧盟的关系。欧盟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2018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接连访俄，谋求欧俄改善关系。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有所缓解。最近因美方强征关税导致美欧矛盾激化，也有助于缓解俄欧关系。

2014年乌克兰危机是引起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紧张的重大因素。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1997年签署的《俄罗斯乌克兰暂定黑海舰队地位条约》，俄黑海舰队租用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军港2017年到期。2010年两国又达成协议，将俄罗斯黑海舰队驻地塞瓦斯托波尔租用期限延长25年，届时若无争议还可顺延5年。也就是说，那时俄罗斯并没有理由和迹象要拿回1954年赠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2014年基辅广场事件，却给俄罗斯提供了机会。美国和西欧一些大国以牺牲乌克兰利益的手段，达到了破坏普京欧亚经济联盟构想的目的。

俄罗斯一直注意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俄罗斯是中国可靠的全面战略伙伴，与印度也是传统友好国家。面对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纠纷，俄罗斯奉行对华对印友好并举而不得罪任何一方的做法，并且曾发起建立了俄中印三国外长对话机制。同时，俄罗斯竭力遏制印度与美国的关系。这仍将是俄罗斯今后的方针。

俄罗斯也想与日本改善关系。因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双方迟迟未能签署和平条约。“南千岛群岛”是二战期间由美英提议并经国际协议确定，将其作为惩罚日本侵略者的战利品划归当时苏联的。1956年苏联曾同意将齿舞、色丹两岛退给日本，今天俄罗斯能答允的也就是如此，最多加上共同经济开发的因素。日本则要求连同国后、择捉，四岛同时“归还”。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俄日今后的相关谈判，也只能保持胶着状态。

深化俄中关系是俄罗斯的首选。俄中关系之所以能持续发展，基于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文化上互通、军事上互动和外交上互商的全面优势。近五年来，习近平与普京会面多达20次，这样的互动频率在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2018年6月8日普京再次访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将中俄关系提升到又一个新高度。

普京在接受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专访时说：“我们作为邻邦，在近几十年来建立了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6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应约与普京总统通话时说：“中俄两国彼此互为牢固稳定依托，相互给予坚定有力支持，维护了两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捍卫了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和公平正义。”这里的“独一无二论”和“依托论”，足以说明当今中俄关系堪称不结盟的超盟友关系。

俄罗斯今后在应对和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时，无论是充当主角或是配角，都将尽量展示其大国地位和世界影响。如在叙利亚，俄罗斯为伸张正义，同时也是要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利益，曾投入大量军力，以超越美国的态势打击恐怖主义，数次化解了美国造成的巴沙尔合法政权的危机，有效地保持了该地区局势的相对稳定。今后俄罗斯依然会竭力强化与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合作，尽量改善与中东其他各国的关系，保持在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主导作用与和平维护者的形象。

再如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协议问题上，俄罗斯一直是两处“六方会谈”的成员国，而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特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俄罗斯将会继续与中国和朝鲜方面协调行动，为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局势稳定做出贡献。

俄罗斯在国际多边组织如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G20）中的作用，虽不均衡，但凭借其地缘政治优势和灵活的外交战略，将随着它的综合国力增长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作者为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本文刊载于《当代世界》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