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去年的良好发展，世界经济今明两年有望继续延续增长势头。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全球经济2018年和2019年的增速预期提高至3.9%。IMF在报告中使用了“扩张”一词，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

三个因素致形势向好

3.9%的经济增速高于过去三四十年的平均值，是2011年来的最高增长。我认为，世界经济能够扩张有三个因素，即周期因素、结构因素和科技因素。

IMF等国际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全面向好，这里有周期性因素，即扩张-收缩-衰退-萧条-复苏。2011年，世界经济增速开始下滑，2016年滑到3.2%，去年回升到3.7%，这已经很高了，今年预测更是达到3.9%。不仅如此，包括制造业PMI和贸易、投资、消费等在内的所有指数都在好转。现在的世界经济形势是所有地区全面向好，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都不错，不是过去的一两个地区而是全面增长，是难得的好情景。但有波峰就有波谷。国际机构预计到2020年，世界经济将开始收缩。

结构因素是指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经济结构，升级产能，创新增长方式。美国原来聚焦金融，现在则重视制造，以减税为契机，各种实体经济投资都在抬升，而且能源已经独立，正向全球出口油气，经济已实现史上第二长的扩张周期。欧洲经济也在调整，原来“欧债危机”中陷入困境的“PIGS”国家，现在基本都调整过来了，连希腊去年都出现了财政盈余，西班牙去年经济增长3.1%，意大利的债务也在向下走。

亚洲则是靠内需拉动，内需拉动正在成为可能。据IMF统计，去年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2%。其中，表现最佳的是我们中国，消费拉动、科技牵引，去年经济增量超万亿美元，超过全球第16大经济体印尼的GDP规模，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3%，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引擎。

可以看到，这一轮经济扩张，科技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在中国，诸多独角兽企业崛起，新经济现象随处可见。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半导体产业虽然面临危机，但市场规模越来越大；移动支付我们几乎已经离不开；乘坐高铁也逐渐成为人们国内出行的首选。此外，一部分国家也在朝新经济方向走。比如，德国、日本在无人驾驶方面与中国合作，以抗衡美国的单边主义。这些都是好的现象，一方面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调动各种要素投入到新的产业中；同时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使得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比例大大提高，比如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一半以上。

“美国唯一”令环境向坏

但是，形势虽然看起来无限好，但好风景已经蒙上阴影，那就是经济发展环境日益恶化。首要就是中美经贸关系，美欧经贸关系也是一样紧张。美国先是打钢铝征税牌，然后是汽车，未来不知还会拿什么开刀。说到底，特朗普就是要让别人“购买美国、雇用美国”，让“美国再伟大”，要他国接受美国的规则和标准。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特朗普要的不仅是美国“再次伟大”，而是“美国唯一”。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与狼共舞？抛开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核心技术在那里，美元霸权在那里。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外部环境。竞争日益白热化，合作意愿日益淡化。

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困难环境下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应对不当，民族复兴进程就会被扼杀。如果中美之间最终能够以理性方式解决经贸争端，那么就能促使我国经济发生积极转变，发展自己的经济，掌握芯片等核心技术，使危转机，变坏事为好事，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

此外，美元、美债和石油也给世界经济带来高度不稳定性。美元、美债都在上升，美国还成为了石油出口国。三个因素搅在一起，一些新兴市场恐怕要陷入危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有石油方面的考量。退出伊核，伊朗就不能按照以前那样的额度出口石油，别国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与伊朗合作，这将造成地缘政治不稳，进而导致油价上升。油价高企，稳赚的是美国，共和党政府乐见其成。

另一方面，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其他石油进口国的成本就会上涨，再加上美元和美债升值，加速资本外流到美国，阿根廷、土耳其等一批新兴市场恐将面临危机。但只要中国和人民币能够保持稳定，亚洲能保持稳定，新兴市场整体性危机就不会发生。而且陷入麻烦的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影响有限，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仍会向好，不会有大问题。这是基本的判断。

国际经济关系调整

在如此紧张的发展环境下，世界经济依然在增长，就是因为“变”。没有美国的单边主义，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怎么能突然回过头来，与中国合作？这就是特朗普造成的坏环境，反而促成积极的新互动关系。眼下，新一轮的国际经济关系正处在大调整之中，坏事与好事组合在一起，逼迫人们告别过去那种自己不愿意干或者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干的拖延状况，转而自己动手去干，而且加足马力地去调结构、升产业、搞研发。我们现在强调，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这种调整的具体体现。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结构一定要加速调整，坚持自己的发展目标，坚持创新型国家与高质量发展宗旨。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与国际机构的合作；对面临困境的新兴国家，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平衡义利，给予力所能及的援手，帮其渡过难关；尤其要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由张旺采访整理，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