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500美元清单，中国商务部随即做出“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贸易反制，三天后特朗普又在推特上发文欲对华总额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加大。特朗普挑起贸易战将重击全球产业及经济增长，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恐将迎来最危险时刻。

“逆全球化”及贸易保护主义背后的结构性根源

不断升温的中美贸易争端是全球经济与产业结构性调整变化的“冰山一角”，其背后全球价值链深层次调整变化预示着全球将进入一个“结构性竞争”的新时代。当前，全球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趋势及贸易保护主义有其现实基础和根源。其中，来自于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与重构是深层次原因。美国“贸易逆差”由来已久。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过程，实际上是美国经济不断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去驱动，以及全球分工深化、内部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不断向国外转移的结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传统经济面临更大的全球新产业和新技术竞争，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积累的内部矛盾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更多矛头指向“全球化”。

另一方面，近年来，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布局趋于完成，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推动跨国公司回归本土导致制造业投资回流。近期，特朗普新税改有望开启全球竞争性改革，税改方案中的“属地征税”和“一次性税收优惠”原则也将对推动美国资本回流及对海外资本留存产生影响，形成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并对其他国家贸易竞争进一步施压。

全球价值链赋予“本土制造”新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产品的生产链也被最大限度地进行细分，出口品价值由不同生产模块上的不同国家组成，这也被成为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贸易或中间品贸易）。其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度显著增加，平均占到全球货物贸易的60%左右。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形态下，大量的原材料类中间投入品、零部件类中间产品，在整个价值链中流动，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因此，产品生产已取代“本国制造”被赋予了“世界制造”的意义。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与发展的趋势背景下，一国产业结构升级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应把眼光局限于一国边界内去衡量贸易是否平衡，而应该放在全球价值链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框架下去评判国家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问题。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也必须放在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总体上双方互利共赢。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7%来自外资企业，59%来自加工贸易。就全球价值链分工而言，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进口第三国的中间产品较少；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包含相当比例的中间投入品，中国从第三国进口中间产品形成贸易逆差，再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形成顺差，因此背负了其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顺差，并转化为中国对美的顺差。

然而，尽管近几年，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APEC等国际组织加大了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政策研究，也积极推进构建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然而，依然无法阻挡与全球价值链发展相背的保护主义浪潮继续蔓延。特别是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301条款”、“232条款”、“全球保障措施”工具全面升级。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需求依然没有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发达跨国公司加快推动家资本和制造业回流，全球贸易投资结构调整，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割裂全球价值链合作，因此，对经济全球化拉动效应趋弱。另一方面，美国无视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全球正面临以特朗普政府强硬的进攻型贸易政策和资源要素流动壁垒为特征的“强劲逆风”，二战后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恐将迎来最危险时刻。

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将严重冲击全球价值链

从绝对数额上看，当前美国对华制裁的600亿美元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影响并不算太大。然而，如果放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去评估则不可小觑。征收高额关税不仅会损害中国贸易利益，也势必通过贸易、投资、消费等渠道影响到美国消费者福利，损害美国跨国公司利益，以及全球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国家。

首先，作为全球价值链主导者的跨国公司受到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近年来，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人数的增速都明显高于母公司的业绩增长。加入WTO以来，美国跨国公司主导中国加工贸易也成为价值转移和贸易利益的主要获利者。美国大约有50%以上的进口贸易来自于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包括美国公司向海外分公司的进口，以及在美国境内外资公司向母国进口。一项资料表明，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下降30%；如果再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73%。

其次，美国贸易保护政策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之配合的是“内部结构性改革”。特朗普“新税改法案”、扩大基建、试图减少政府管制等举动也旨在提高内部竞争力同时加强贸易保护。以“新税改法案”为例，特朗普税改方案正采取相关措施，阻止美国企业将其经营活动或高价值的专利、版权和商标转移至低税收国家。参议院版本的《法案》为从海外获得无形收入的美国公司创造了一种叫作“专利盒”的东西。该条款规定，对美国公司获得的“外国来源的无形收入”适用13.1%的税率。苹果(Apple)、谷歌(Google)或高通等公司在从公共资助的基础研究中获得巨大利益后，把大部分利润藏在海外。此举旨在鼓励美国公司把知识产权保留在美国国内，形成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并对其他国家贸易竞争进一步施压。

第三，一旦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战开打，引发中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其他贸易伙伴也跟进，那么不可避免拉开全球贸易战序幕，并严重割裂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美国的报复清单中的电子机械、通信设备都是全球价值链产品，美国、日本、韩国……所有供应链上的国家都要受影响。根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报告，若美国对中国进口减少10%，韩国对中国出口额将一并减少282.6亿美元。韩国对中国出口额减幅相当于2016年对华出口额（1421.2亿美元）的19.9%。其中电器装备、IT等产业将相对受到较大冲击，分别减少109.2亿美元与56亿美元。而我们的研究也显示发现，在产业内贸易占据主导情况下，如果贸易战带来中国出口下降，那么也将导致中国进口萎缩，进而对高度依赖中国大陆进口的韩国、东盟、中国台湾、澳大利亚、拉美等地区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回顾美日贸易战的历史过程，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演变，引发贸易摩擦的领域从轻工业、重化工业演变到高新技术产业，再到金融、宏观领域。相对应的，贸易摩擦的解决手段也从1985年前的强制性关税、配额、自愿出口限制为主拓展到1985年后的汇率调控、自愿进口扩大、产业政策、开放市场。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上世纪80年代，美国半导体产业试图在全球范围构建自己的生产体系。此后，随着技术成熟化，美国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日本等国家的加速追赶，美国半导体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减。特别是以日美半导体收支逆转为契机美日贸易摩擦激化，进而演变为美日半导体战争。美国以反倾销、反投资、反并购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迫使日本签订《美日半导体保证协定》。并于1989年签订《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日本承诺部分开放市场。然而，部分市场开放并未满足美要求，美方于1993年再次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遭拒，并再次祭出“301”制裁迫使日本以全面开放市场换取贸易冲突平息，至此，美日之间长达近20多年的“贸易战”才告一段落。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历史再次重演。但中美“竞合关系”重构恐将产生常态化摩擦与冲突，中美双方如何避免“以牙还牙式的报复”、如何在谈判中探寻新的互利共赢的基础尤为迫切。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