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生活急速变化，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追根溯源，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最根本的要素缘于中美两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实力、理念与地位的变化。

新世纪前十余年可谓是极不平凡的一段岁月，某种程度上改变或重新定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与轨迹。头号强国美国在遭遇空前的九一一恐怖袭击后，将它的战略重心集中于全球反恐战争，乃至于将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卡伊达）、塔利班等这些在上世纪还不是十分熟悉的词汇，带入了大众生活之中。接下来“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打品牌”，因之而出现的新词汇，如“政权更迭”“邪恶轴心”“无赖国家”等也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内的高频词汇。

颇为吊诡的是，美国的反恐大业一方面令美国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一度成为号令天下的全球领袖，“我们都是美国人”的信念赋予这个超级大国无与伦比的支持，北约也前所未有地启动了第五条款；然而在反恐过程中，美国夹带着很多“私货”，且战线不断扩大，时间一再延长，至今仍未见到终结之时。

然恐怖主义组织、极端主义组织如割韭菜般的此消彼长，不仅扩散了影响范围，而且灵活了组织形式，甚至于一度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攻城略地。这是对美国反恐事业的一次打击与嘲讽，也是一种警醒与训示：这个时代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应对全球性问题，仅凭强力也无法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资本家的贪婪与政府的低效乃至于无能，将全球经济带入到冰川期，“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也不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恰逢此时，美国社会严重的社会不公等问题凸显，继而掀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运动，以至于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当选，将这场民粹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高举“美国优先”旗号的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在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主要西方国家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谨慎观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走向何方。不过，很多分析人士颇为悲观地认为，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引领者、维护者，而是羁绊者、破坏者。

当然，在观察美国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社会、文化等领域变化的同时，也在关注其中延续、恒定的元素。从国际战略层面来讲，特朗普政府尽管强调“美国优先”，但也明确表示不是“美国单干”；尽管重视公平互惠贸易，但并非排斥自由贸易；尽管强调大国竞争，甚至用“对手”这样的词汇来界定中俄的身份，但也表示要寻求合作、管控分歧。可以说，美国国际战略的矛盾性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矛盾性。

但是，拨开表象，美国国际战略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即维持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不正是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这种情结吗？只不过，时移世易，维持美国首要地位不是其一厢情愿就能做到的，而需要美国接受与适应国际格局变化的现实，并更加包容地对待新兴力量，毕竟全球首要地位不仅仅在于实力的无可匹敌，也在于国际社会的默许与认同。

中国快速全面的发展，成为本世纪迄今最为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事件。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这样的国际经济发展倡议，还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抑或是在维护国际和平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都发挥着至关重要，以至于是不可或缺的作用。面向未来，中国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与清晰的路线图，同时保持着清醒的战略意识与务实的政策实践。

中国意识到，一个和平、发展、开放、包容、普惠、绿色的世界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强大、繁荣、自信、和平的中国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这些对世界与中国的诉求是千百年来，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中国也深切体会到，在面对机遇与挑战之时，各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各国，尤其是大国只有相互尊重、加强合作、管控分歧，才能赢得机遇，赢得未来。

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世界中，中美的国际战略以及相互关系之于彼此、之于世界的影响将会日益显著，很大程度上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发挥着定向功能。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探索中美共处之道，不仅应从两国关系本身加以考量，还需要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层面来思索。唯有如此，中美才能建立经得起时代与历史考验的大国关系新范式。

（作者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