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川普现象”在欧美掀起了“民粹主义”狂潮。第二年，欧洲又迎来荷兰国会两院选举（3月），法国的总统大选（5月），德国的议会大选（9月）。

当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欧洲的“民粹主义”势力是否会乘着川普当选的“东风”登陆欧洲。荷兰的维尔德斯（Gert Wilders）、法国的勒庞（Marine Le Pen）、德国的选项党（AfD）的确声势浩大，志在必夺。2017年，可谓是欧美“迎接政治地震和海啸”的一年。

然后，维尔德斯未成气候，勒庞被马克龙打得几近偃旗息鼓，德国的“选项党”虽然以傲人的战绩一举进入联邦议会，并成为第三大党，但“民粹派”和“疑欧派”并未如舆论所担心的那样横扫欧洲，反而出现了某种回落趋势。

虽然有迹象表明，今年西方第一场重要选举——意大利的两院选举中，民粹和疑欧势力有可能卷土重来，可未曾想，它们来的居然如此的猛烈。

根据最新数据，“民粹派”和“疑欧派”大获全胜：其中，成立于2009年的“五星运动”（Cinque Stelle）以32.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排外的“北方联盟”（Lega Nord）和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Forza Italia）分别得票17.7%和14%，它们组成的竞选联盟加起来总共得票21.7%。而前总理伦齐领导的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虽然以18.9%名列第二大党，但在无一党能独立执政的背景下，其他三个民粹和疑欧政党将主导意大利下一届的组阁事宜，民主党因而成为本次大选的最大失败者。

在竞选阶段中，媒体一如既往地更喜欢关注老贝的动向。的确，这位82岁、脸部数次整容、并被称为政治“不死鸟”的老牌政客大有再次创造“奇迹”的可能。可结果出乎预料，原先一直由他的“意大利力量党”主导的右翼联盟，这次却被他长期的“小弟”搭档北方联盟超越。党魁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周一上午公开申求组阁权，并高调表示：“我现在和将来都将是民粹主义者。”

其实，这两年在欧美刮起“民粹主义”旋风的川普，既非当代民粹主义之父，亦非第一位依靠民粹主义成功当选的领导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就为后来的民粹主义成功做出了表率。

换而言之，这次民粹主义在意大利的胜利不是“川普再版”，相反，川普其实是“美国版”的贝卢斯科尼：不属于旧政治精英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蔑视政治正确，说出许多人敢想而不敢说的话，善于煽动，口若悬河，不关注事情的复杂背景和来龙去脉，只求快意决断。

意大利的大选结果告诉我们，民粹主义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很可能继续作为重要的政治潮流，或将以更加猛烈的冲力扫荡建制派的传统架构。

民粹主义的特点

那么，“民粹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学术上，民粹主义是一种以满足普通民众的利益与情绪为最高诉求的政治主张。民粹主义者在鼓吹民意至上的同时，又用极端的言辞强调自己与社会精英的对立以及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也就是说，“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带贬义，更多是指为“普通”百姓站队，反对社会和政治精英的一种立场。持有这种立场的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运动、政党或整个政府。

但在日常生活中，民粹主义往往与“迁就民意”“随波逐流”划等号，民粹主义者是指那些只知哗众取宠而不懂就事论事的夸夸其谈者。在这里，这个概念便开始带有贬义色彩了。难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和记者达凯斯（Paolo Flores d'Arcais）在描写本次大选的窘境时说：意大利人可以在一个有些让人恶心（“五星运动”）、一个更为让人恶心（“民主党”之流）以及一个最让人恶心（老贝的“中右联盟）的政党之间做出选择。有意思的是，这次意大利人还真的偏偏好“恶心”这口：这三大党成了选民的新宠儿。

接下来，我们不妨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对“民粹主义”做更细致地分析：

（一）民粹政党和运动往往出现在现代化进程发生危机（诸如，发展过快或长期低迷等），或某些阶层的价值取向被扭曲和丢失的情况下。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文化和政治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过去更加密切，这就能解释现在的民粹主义为何能在多国同时出现，且都相当有生命力。

（二）民粹主义最典型的政治内涵就是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的对冲，以及“分裂”的平等观。一方面它把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对立起来，并根据“阴谋论”的套路抨击精英们是民意的叛徒，另一方面又把非我族类的人群和文化从“本地”民众的范围内剔除出来。换而言之，它们要代表并依托的只是民众中狭义的一部分。

（三）从组织结构上看，民粹运动更多的是依靠极富个人魅力的的领导者来争取民意，而非通过纲领。在当今国际政坛上，很容易找到川普、贝卢斯科尼等这类政治人物，如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菲律宾的杜特尔特，法国的勒庞等。

（四）无论是历史上的平民主义，还是当代的草根运动；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或其他地区，“民粹主义”采用的套路和手法非常雷同。

笔者对这些套路和手法做了以下归纳：

1）“他们上面，我们下面”的对立观：民粹主义者自认为代表“下层人民”，但他们所依托的“人民”并非我们通常说的“民众”概念，而是经过筛选的一群人。他们否认现代社会的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同属一个共同体，给模糊的“人民”概念冠以特定的道德、价值、德行及民族涵义，如，“正直的市民”、“辛劳的百姓”、“德国的父亲”等。因此，民粹主义其实是一种根据经济、文化、理念、族群、甚至包括性取向来给社会群体“划界”的意识形态。

2）利用现代化进程中失意者：不言而喻，从旧状态过渡到新状态的现代化进程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翻天覆地和结构性的变化。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中，总会有人掉队或滞后。民粹主义瞄准和争取的对象就是这群人。民粹主义者习惯把完全不同的因素串在一起，并制造它们彼此相关的假象，譬如，“德国纳税人”不得不为难民买单，国库就是被难民这样的“寄生虫”掏空的等等。因此，民粹主义实际上只是在诱导愤怒，播种和利用仇恨，而非真正解决问题。

3）巧妙但错误地运用所谓的“常识”：民粹主义经常将个人道德与集体道德混为一谈，认为个人生活中被验证为正确的也应该适用于公众领域。这个逻辑常被民粹主义者用于阐述经济政策，譬如，一味强调节约，忽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强化自保措施，淡化社会整体协调；在企业管理方面，要求个人应对公司败绩承担责任等等。

4）倾向于极端答案：民粹主义者看不上循序渐进的解决方法，认为妥协是无能的表现，要求采取抄底式的激进做法，即所谓的“大手笔”。

5）夸大“阴谋论”：民粹主义的敌我意识很强烈。除了自己是人民的代言人外，其他都是敌人和对手。这种敌对意识基于两点：第一，把问题归咎于某些群体，全盘否定对方。第二，用“阴谋论”来阐述问题，经常把本党和本运动当作精英政治和敌对势力的“受害者”。

6）挑衅和破忌：民粹主义者所标榜的为“草民”站队，并非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亲民情怀，而是争取民意的一种手段。为了与精英阶层划清界限，民粹主义者不惜涉足禁区，通过可控的破忌动作来挑衅对方，把自己塑造成局外人，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可信度。

7）使用充满火药味和攻击性的表述方式：民粹主义者习惯使用激烈言论，以及性用语、医学用语来攻击对手和批判时弊。譬如，“病态的”、“濒临崩溃的”和“分裂的社会”，“人渣”、“灾害”、“寄生虫”、“掠夺性资本主义”等。

8）渲染情绪和危言耸听：巧妙和刻意地用极端的语言煽动情绪，把怨恨和成见发泄给对手。为了让观众和听众接受自己的理念，民粹主义者大肆渲染“困境”，在社会中划分敌我，以此来突出自己的“拯救者”身份和使命。

笔者的上述分析，并非要刻意去妖魔化民粹主义的“草根性”，而是想指出政治极端化的危害性。民粹本身因社会不公和时弊多端而兴起，但它的极端化也可能制造新的社会不公甚至动荡和分裂。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是前车之鉴，时下带有浓重极端和排外倾向的欧洲右翼民粹势力也在为我们敲响警钟。

民粹主义古今皆有之

“每一头在意大利游走的野兽都有自己的巢穴，但那些为了意大利而战斗和阵亡的人，除了享有空气和阳光以外却一无所有。他们无家可归，带着自己的妻儿四处流浪。这些士兵被他们的统帅诱骗去用生命保卫祖坟与宗庙，为这些过着富有和奢侈生活的人而战斗，并战死沙场，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拥有世袭的祭坛或祖先的坟墓。即便征服了世界，他们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弹丸之地。”

公元前133年，古罗马竞选护民官一职的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在广场上向民众发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说。当选后，出身贵族家庭的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并剥夺了元老院的特权。他的政策得罪了统治阶层，却赢得了民众的拥护。

第二年再次竞选时，反对的元老贵族与力挺他的草根平民在会场发生流血冲突，提比略本人被一条板凳活活打死，尸体被扔进台伯河喂鱼。可以说，格拉古是当之无愧的民粹主义先行者。

如今，人们警惕和批评英国的独立党（UKIP）、法国的民族阵线（FN）、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PS）、荷兰的自由党（PVV）和德国的选项党（AfD）。但民粹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它早已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出现过。

在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所处的佛罗伦萨共和时期，民粹主义者是那些为了从上方获得恩惠而表现出政治顺从的草根（ilpopolo）；在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则是那些高喊“面包价格在飞涨，光要人权有X用”口号的“长裤汉”（The sans-culottes）；在美利坚合众国，则是那些鼓吹“定期清扫政治马厩”、“平民应享受更多民主”的“杰克逊民主”信众们（jacksonian democrats）。

到了十九世纪，民粹主义改头换面，以“凯撒主义”招摇过市，靠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来赢得选票，获得政权。1851年，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以保护普选权的名义，依靠底层平民和军队的支持发动政变，掌握实权，而议会则成为“橡皮图章”。凯撒主义虽然并不直接意味着独裁，但也不是民主，而是催生出两者的混合物：民主专制（democrator）。

二战结束后，戴高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修宪的时候，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一个“三保险”机制：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具有为民服务意识的政党和政治家，以及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直接面向民众，通过发动群众来赢得“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

由此可见，这种利用思想简单的草根来对付“建制派”，并为自己获得政权合法性的做法并非贝卢斯科尼和川普之流的发明（“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到当权派”），而是承袭于古典时期的生生不息的“草根运动”。

二十一世纪初，民粹主义逐渐变成一种“自由民主主义”的诱惑，公投呼声此起彼伏。这说明人们对代议制民主越来越质疑。但是，如果个别政党或全体议会，越来越多地将政治决策权交给公投这一直接民主程序，那就等于把权威基础让给了民粹主义。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当年提出的“勇于扩大民主”（“mehr Demokratie wagen”），也有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在这个语境之下，中国那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就有了新的诠释可能，因为水不仅可以覆舟，亦可泛滥成灾。

结语

民主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而民粹则根植于古罗马。民主是在理性讨论中赋予、使用和管控权力的方法。民粹则唤醒人们简单的本能，哗众取宠，简而无实，乍看能伸张民意，吸引大众，排泄积郁，但结果很可能非常糟糕。

意大利大选的结果再次让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已从内部对西方民主体制构成严峻的挑战。

（作者为德国时政专栏作者，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