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安倍、对日本，没有什么战略，基本上都是被动应付，还常常被他（安倍）利用，成了他的‘啦啦队’。”

这是多数驻华日本主流媒体对安倍晋三上台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的看法，而且观点比较一致。

而另一方面，被日本记者称为“日本通”、“日语说的非常好”的中国外长王毅，1月28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时表示：双方应构建政治互信，希望日方从根子深处把握好对华认知，真正把中国当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把中国发展视作机遇而不是威胁。王毅外长可以说点到了问题的根本上。

事实上，在近代历史上，除了侵华战争，日本对中国现代化在文化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从行动层面说的；而马列主义思想乃至“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的引进，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甚至包括现代汉语的政治词汇，日语的痕迹都随处可见。当中国不再积贫积弱，当中日经济同处发达水平时，从双方文化同源、应付本区域内外共同的挑战、双方国家崛起战略顺利实施以及发展双方经济受益彼此角度来说，确实有改善之必要，至少不要全面对抗。最根本都是，中国对日本，要有长期打算。

以制华为主到制衡与合作并重

截止去年11月为止，安倍政府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不好，安倍追随美国，对中国处处牵制。但自去年11月习近平与安倍在越南见面后，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了明显的变化。

当前安倍对华关系的最大改变是：由之前的以遏制和牵制为主，变成现在的合作与制衡并存。具体表现在：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展开合作，发展双边经贸合作，以及降低与中国的对抗，在双方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开始低调处理。

据日本国内消息说：安倍对幕僚表示，只要中美不全面对抗，日本就要和中国改善关系，要参加“一带一路”，不和中国搞全面对抗，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大家都要低调。

但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在美国退出后继续力推的TPP、以及落实“印-太战略”等方面，还是很容易让人看出日本共同社说的“制衡与合作并重”的味道。

安倍改变对华政策，有他自身国内政治的深刻需要，是时势使然，也有中方习近平主席和安倍个人的因素。

众所周知的是，作为政治人物，安倍最大的政治理想就是要修改日本宪法，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而这就需要同时和中美两个国家搞好关系，像现在这样只和美国搞关系、单纯迎合美国是不行的，这就叫平衡。

当我们回顾安倍让日本“正常化”走过的道路时，我们可以看出一条清楚的轨迹，这就是：从历史和领土问题着手，迎合日本国内普遍要求日本“正常化”的呼声，获得高支持率，继而首先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再另做它图。安倍这样做，还与他二次执政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实施的“重返亚太”的遏制中国战略密切相关。在奥巴马这一战略的背景下，一来作为美国盟国的安倍政府无法与之对抗，只能与之配合，二来奥巴马这一战略，和安倍的上述“正常化”路径是完全一致、互为补充的。这就是为什么安倍在去年11月和习近平越南会面之前，一再对抗中国的原因。而今，安倍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已经大变。一方面，安倍在国内建立了稳定的高支持率，这使他做起事来更加得心应手；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的追随关系，必须要借助外力加以平衡，否则日本无法解决美国这个日本正常化的最大障碍，而这个唯一的外部因素，当然只能是中国。只有在中美之间游刃有余，日本才能使自己“正常化”。

必须重视的是，安倍这个人凝聚支持率的能力。他几乎把每一次外交活动都变成了他在国内拉升支持率的机会，哪怕局势对他不利，也能一再成功，还非常善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种中国人常说的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以及带来的高支持率，应该也是中方愿意与之合作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值得参考。

另一方面，奉行“美国优先”宗旨的特朗普上台后，安倍已不再信任美国。

特朗普执行“美国优先”战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最后一刻退出TTP。这重创了安倍政府，使得安倍费尽心机扩大日本国际影响、抗衡中国经济崛起和为日本带来经济收益的一切努力泡汤，让安倍政府感到沮丧。不仅如此，特朗普还逼迫日本追加、加大在美国投资，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包括以反朝核为名扩大购买美国武器装备。特朗普甚至不顾美日的同盟关系，在安倍首次访日时，在记者会上搞出了一场鼓励中日在美国争相扩大投资、让两国相互平衡的把戏。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还公开反对全球化，热衷双边谈判，这对国内市场狭隘、把国际市场视作生命的日本来说，是相当致命的。而美国作为世界老大，为日本做了什么呢？好像没看见。在这种情况下，往中国这边游离一点，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来平衡美国，就成为一种必要，否则日本以后的国际空间必然更加有限，更不要说“正常化”了。

第三，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对日本经济本身就是有好处的，还能带动双方在其他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据日方人员介绍，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是安倍在越南当面和习近平主席敲定的。习近平当面向安倍表示：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希望日方“拿出具体行动”。据说安倍对这句话很重视，回国后和幕僚们一再提到习近平主席的这句话，要求尽快落实。最后日方决定，以和中国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特别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方式，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日本这样做，一来可以使日本经济直接从中获益，二来风险也可以和中方共同分担，基本上属于只赚不输，至少是多赚少赔。

同时，当前日本政府内部的情况也有利于日方参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目前日本政府产业部门支持日本参与“一带一路”，财政部门则因顾虑到花钱多和投资回报问题，有所保留。但多次来华访问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曾任产业大臣，因而支持日本参与；安倍的首席政治秘书也来自产业部，这一切都促成了日本与中国的合作。这反过来极大激发了一向爱看政府脸色的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热情，因为有了政府支持，按照日本的“潜规则”，就有可能拿到政府津贴，就算拿不到，万一投资失利，也有可能得到政府一定的补偿。

而且，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还能带动中日两国在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目前中国对日本的环保、养老和医药产业很有兴趣，日本也很愿意与中国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双方企业和部门已经开始接触。

最后一个因素是：安倍今年还要争取自民党总裁的连任并以此实现长期执政，但安倍的硬伤是：他周边外交处理得不够好，无论是对韩国的关系还是对华关系，乃至对俄关系和北方四岛问题，他的成绩单都不靓丽。而如能成功改善对华关系，当然会为他的连任大大加分。所以，安倍需要和中国“亲善”。

此外，根据日方的消息，安倍在越南与习近平主席见面后，对其强有力的领导力赞赏有加，认为与这样的人合作，能办成事。同样据日方消息说，中方对安倍也有类似的评价。

综上所述，安倍改善对华关系，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上述四个因素里的前三个，即：实现日本“正常化”的需要，安倍对特朗普的不信任，以及参加中国“一代一路”可以使日本经济上获利这几个因素，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决定安倍对华政策都将是一直起作用的。

至于领导人相互间的观感和评价，同样也十分重要。应该说，习近平在一些大的外交战略方面感觉很好，看得也很准，如“一带一路”、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等方面，在宏观和战略高度层面均已被实践证明是有远见的。现在安倍改变对华政策，也证明了习近平对中日关系的判断和洞察力。

与此同时，日方通过促成没有美国的TPP，以及“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制衡，同样一直会存在；而两国间的历史和领土问题，虽然变“低调”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因为日本有“正常化”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这个问题也不大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前几天安倍在日本国会对中国潜艇进入钓鱼岛水域的强硬表态，即为一例。

“中国梦”与日本的“正常化”

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如何发展，有一些重大因素必须加以考虑。首先，必须从分析两国当前确立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作为切入点，这就是“中国梦”和日本的“正常化”。特别要搞清楚：这两个战略目标是否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还是可以“共存共荣”；在操作层面，还要搞清楚这两个分别被两国领导人高度看重的战略目标是否有交集，以及双方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能否相互合作。明确了这些问题，决策也就有了正确的依据，至少不至于一事一议式的应付。

所谓“中国梦”，也就是中华民族彻底洗刷百年耻辱，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恢复往昔在世界上的光荣；而日本的“正常化”实际上就是，在二战结束70多年后，日本结束因二战战败导致的不享有完全国家主权、实际上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状态，成为国际法上拥有完整国家主权的国家，即变成“正常”国家。那么，这两个目标是否有交集呢？

首先，这两个目标本身就说明：中日两国都认为自己受到当今不公正国际秩序的束缚乃至压迫，都欲加以突破和解决。

对中国来说，虽然当前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第一，政治上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事上是世界第三强国，但现行国际规则是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前，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在当今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时受到这些规则的束缚，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阻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在国际舞台上要“参与制定规则”，就体现了中国对这种不合理状况的不满，以及欲对之加以改变的愿望。

而日本情况也有类似之处。虽然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三，在中东、东南亚和中国等地区修桥、造路、捐学校、建医院的事情事实上也干了不少，甚至在外务省之下专门建立“国际协力机构”，专事对外援助，每年政府拿出专门资金用于第三世界国家开发援助，但仍然不是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比如日本民航班机在本国空域的飞行受到驻日美军的影响。这一方面是二战前日本在亚州的侵略、殖民活动的后果，另一方面，二战后几大原法西斯国家也都经历过一段国土被占领、国家主权被剥夺的时期，但后来因为美国对抗苏联的需要，很快就结束了。像日本这样国家处于“不正常”状态达70多年时间的，仅此一家。这导致“正常化”目标几乎成为日本的全民共识，必欲拼全力实现之。

另一个客观情况是：中日两国实现自己国家战略目标的共同障碍都是美国。

战后美国通过在日本驻军和一系列美日双边协定，实际上包揽了日本的国防，并在此基础上控制了日本的外交，并对一切不利于美国长期控制日本的思潮和政治家都严厉压制。特别是对日本国内根基于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亚洲共同体”、“亚元”等理念，更是不容许。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以及驻日美军在日本各种恶劣的违纪行为，日本民众的自主意识日益高涨，尤其是青年一代日本人。同时来自日本的消息显示，安倍这一代政治家和老一代日本政治家的一个最大不同点在于，他们不少人都有“反美”倾向。

因此，对当今遍及日本民众和一些政治家的自主诉求来说，美国是最大的障碍。

对中国来说同样如此。在当前中国崛起的整个过程中，美国事实上对中国在军事上围堵，政治上压制，外交上牵制，经济上还限制。这是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强国中国本能的自然反应，这也使得美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和问题。

因此，在中日两国实现自己各自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实际上是存在合作机会的，完全可以互相支持。

同时，中日两国各自的战略目标会有冲突，这与两国的国民心理、文化习惯、战略眼光有一定关系。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两种战略目标不可控的冲突。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一方面，尊重强者的习惯使得日本在面对当今经济实力世界第二的中国时，和面对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心态和行为方式上必然是完全不同、有所节制的，作为一衣带水近邻的日本很难与实力强大的中国全面对抗。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中日两国的经济结构很容易造成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即便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互补潜力仍然存在并巨大，只要认真挖掘，合作领域仍然广阔。例如当前在环保、养老和医药方面，完全有机会开拓新的合作机遇，从而超越汽车及家用电器的小格局。只要从经济入手，形成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并形成规模，两国各自的战略目标就可以共存共荣。同时以此为基础，促进东亚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届时，则亚洲必将形成全新的格局。

对当今中日两国来说，东亚国际关系的三方格局远比现有的两方格局稳定。

目前东亚的格局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一和第三大国美日结成联盟，对抗正在迅速崛起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美国则利用这种对抗，牵制中日两国实现自己国家崛起的战略目标，即“中国梦”和“正常化”，以确保自己永远获得最大的利益。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两条腿的板凳是很不稳定的，要靠坐在上边的人小心操作。而一旦失手崩塌，结局当然首先是脆弱一方的中国这边首先倒下，但由于中国国土、人口和经济的总量，一旦中国倒下，则美日也必然难以承受。因此，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只有从现有的美日一方、中国为一方的两极格局变成中美日三方格局才能更加稳定。而日本的正常化，则是形成三方格局的前提。

退一步说，即便三方格局形成后美日仍然报团，无非也就是现在的格局，中国的压力并没有增大，但行事的余地、格局和空间则完全不同了。

最后，日本的“正常化”问题，说到底是日本内政，只要走通国内程序即可，美国干预的空间也不大。

鉴于上述因素，中国对日本，要有长期打算。

（作者为国际问题研究者，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