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即将过去，对欧洲来说，犹如一夜噩梦。欧洲在这一年接连遭遇重创：英国要脱欧，加泰闹独立，各国民粹主义政党正在强势崛起……欧洲一体化该往何处去，又能往何处去？

我们都知道，欧洲各国人民在记忆自己国家身份的同时，也把欧洲作为另一重身份认同。黑格尔说，希腊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岂止希腊，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基督教世界、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太多的共同命运与文化链接把欧洲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

从14世纪开始，欧洲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种种欧洲联合的主张，提出欧洲梦。到20世纪初，欧洲联合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卡莱吉创立的“泛欧联盟”和法国总理白里安向国联提出的“白里安报告”。这些都说明，欧洲联合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二战后，面对几乎被极端民族主义毁灭的欧洲，一代明智的政治家、思想家如莫内、舒曼、阿登纳等为争取和平、安定和富裕，高擎欧洲联合大旗，以煤钢联营为起点开启了欧洲一体化之路。

六十多年过去了，欧洲一体化取得骄人成就，从最初6国发展到今日28国，从煤钢联营深化到全新架构的欧盟体制，成为人类社会区域合作的一种模式。然而，欧洲一体化进程并非一路凯歌。尤其是2009年以来欧盟先后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冲击、恐怖主义威胁、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坐大、加泰罗尼亚搞分裂等多重危机。这些危机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形成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最严重的综合性危机。

从欧盟内部结构看，危机加重了东西南北两对矛盾，债权国与债务方、“老欧洲”与东欧国家的争吵加大了彼此裂痕。从欧盟领导力量看，意大利的衰弱和英国脱欧，使传统英意德法四大核心影响力的国家结构发生变更，未来德法要承担更多责任。难民与恐怖主义的冲击加重了欧盟民众对伊斯兰的恐惧和对多元文化政策信心的降低。民粹主义与极右势力的壮大，凸显精英路线与民众参与的矛盾，背后是欧洲民主制度的困局。乌克兰危机和中东乱局表明欧盟安全与外交政策出现严重失误，欧盟没能处理好与中东北非、与俄罗斯的关系。面对全球化挑战，欧盟内部出现了“再国家化”和逆全球化的呼声。当然，最大的挑战还是疑欧主义影响的扩大，是信心的丧失和对前途的迷茫。

欧洲病了，而且病情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体化要终结了。从大的局面看，欧盟的根基依然稳定，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和平、合作、繁荣、机制建设等成就仍是主要方面。

危机以来，尽管遭到种种诟病，欧洲各国和欧盟机构在应对各类危机过程中仍显示出较强的治理能力。11月9日，欧盟委员会调高了对2017-2018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测，称今年欧元区19国的GDP整体增长率将达到2.2%，这是10年来的最高增长速度。目前欧盟发布的民调显示，多重危机里民众中支持一体化的声音依旧是主旋律，对欧盟持积极态度的民众为2010年来最高点，认同欧盟身份的民众比例达到68%，是历史最高值。

欧盟不会垮，欧洲一体化将继续前行，对多数人来说这一认知没有问题。目前各种争议的焦点是未来欧盟如何治理，欧洲一体化怎样继续前行。目前，各种观点纷纭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逆一体化思潮、反欧主义、民粹主义、分裂主义希望退回到主权国家甚至更小范围，在此基础上各国进行有限合作；观点二，主张更多的政府间合作，由各国政府决定一体化重大事宜；观点三，继续推动一体化进程，加强欧盟层面决策力度和成效；观点四，差别性一体化政策，主张欧盟依据不同类别、不同目标采取不同的一体化方式和速度，如“双速欧洲”“多速欧洲”“先锋集团”等，实际上是一种功能主义合作方式。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2025年欧盟5种发展愿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多速欧洲”设想。

欧洲一体化的难点是利益基础上的认同问题。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和深化，认同越来越多样化，目前认同争议的焦点是多一些国家还是多一些共同体。基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地位，各国民众认知有很大差异，但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重回民族国家治理方式不可取；第二，现在不宜谈联邦制、合众国这样终极大战略目标。

那么，现实的方案更多聚焦于如何平衡国家性与共同体性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目前国家性和共同体性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认知都在强化，两者的合作也在加强，推动着一体化在一些领域继续深化。11月13日，23个欧盟国家的外交和国防部长签署了一项联合协议，达成在防务领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即是案例之一。

就具体合作路径而言，尽管波兰等国对此表示异议，差异性功能合作仍是多数人的选择，原因在于：一是这种一体化合作路径符合各国官民主流意见；二是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欧盟也有良好的合作机制给予保障；三是欧盟和各国有一批颇具领导力的管理型领导者，如默克尔、马克龙等，他们有能力落实一些功能性合作方案；四是欧盟有解决难民、反恐、安全、经济、外交等现实议题的急迫需求。

对欧洲未来的思考不会停止，争议也不会停止，新的问题、新的成就和新的思想会不断涌现。就目前而言，差异性功能合作或许是欧盟近期前行的新常态。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