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保持平稳发展,首先要归功于中国方面坚持推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方针;中国方面在元首以及各个层面对美国方面进行多次沟通工作,增信释疑。当然,特朗普总统本人能认清形势、排除干扰,对中美关系采取现实主义或称之为实用主义的态度,也起了一定作用。 |
11月4日——14日,特朗普进行了他就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亚洲之行。他先后访问了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菲律宾,并参加了在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在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峰会》。这是1992年老布什总统出访亚洲之后,美国总统访问亚洲国家时间最长的一次。在特朗普一上台就宣布退出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声言在朝核问题上奥巴马实行的“战略忍耐”时期已告结束,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特朗普的亚洲政策会怎么样,令世界各国十分关注。 11月2日,特朗普开始其亚洲之行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对记者说,“总统此行将着眼于三个目标。首先是加强国际社会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决心;二是推动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三是通过公平互惠的贸易和经济交往来推动美国的繁荣”。从其在访问亚洲期间的言行看,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与奥巴马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框架下推进其亚洲政策不同,他并没有事先制订一个总体规划,而是在“实力外交”的基础上,对不同的亚洲国家采取不同的对策,或称之为“多元化”外交,而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有利于美国的经济,首先是减少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加美国就业。这也就是说,麦克马斯特宣布的三大目标之中,第三项是本质性的,其他两项更多地是服务于这一根本目标,为其张目而已。 一、目前朝核问题实际上陷于僵局。美国方面虽然坚持声称,包括军事选项在内的各种选项都在考虑之中,而实际上它也深知动武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过去历届美国政府也曾多次试图这么做,但都最终不得不放弃这种念头,而美国从其长远的战略考虑,又不愿看到朝核问题在朝鲜事实上已经拥核的情况下得到缓解,并开启谈判。朝鲜方面则坚持自身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绝不弃核,也不同意就弃核问题进行谈判。美方在这种形势下正采取“极限施压”的办法迫使朝方回到谈判桌,这是不现实的。基辛格今夏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实现(朝鲜)无核化不能单靠经济压力”。普京总统更明确地说,“如果朝鲜感觉不到安全,它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研核计划”。 特朗普在亚洲之行中间,在日本、韩国、中国都是利用朝核问题压它们在与美贸易关系上做出让步。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紧跟美国,是对美国扬言采取军事选项不持异议的唯一大国。特朗普访日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还强调双方意见一致,日本追加了对朝单边制裁,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即便如此,特朗普依然在美日双边贸易问题上加大对日本施压。在与安倍会谈中,他公开指责美日贸易“既不公平,也不开放”,具体提及日向美出口汽车问题,要求日方在已开始的双边贸易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他还趁机要求日本大量采购美国军备,对安倍露骨地说,“这对美国而言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对日本而言意味着增强安全”,“这将有助于日本击落如朝鲜最近发射的飞越日本上空的两枚导弹”。 韩国为防止特朗普访韩期间再提军事打击朝鲜,不仅同意美国同时出动三支航母战斗群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美韩军演,而且在特朗普抵韩时宣告采购数十亿美元美制武器的“大礼包”,然而这一措施并未能阻止特朗普继续拿贸易问题敲打韩国。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韩现行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成功,对美国来说并不太好,希望达成公平协议。韩国《国民日报》评论称,“买武器吧”,贯穿会谈始终,特朗普反复提及美国对韩贸易赤字,对韩进行“通商压迫”。 至于中国,包括总统本人在内的美国方面也不得不承认甚至表示赞许,中国方面一直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核问题的历次决议,为实施制裁措施的规定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但是特朗普访华期间依然要求中国方面做得更多。特朗普从上台之初迄今,一直试图在中美关系上把朝核与贸易两个无关的问题挂钩,实际上试图利用贸易逆差问题压中方在朝核问题上与其“合作”,把关乎美朝关系的朝核问题变成中朝之间的问题。特朗普此次访华未再叫嚷对朝动武,并接受中方的要求,表明“双方强调在通过对话谈判最终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有共同目标,并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恐与中美双方签下创记录的总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大单”不无关系。 二、美方此次提出的“推动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源于日本多年来为应对中国的崛起一直谋求拼凑美、日、印、澳四国“战略同盟”的努力有关。特朗普此次访华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印,为拉拢印度共同对付中国,公开接过了日本一再游说的进行四国战略对话的主张。然而,令美方始料未及的是,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一经特朗普在访亚洲期间提出,虽然有日本等国表示欢迎,但也引起不少亚洲国家的警惕。 据外电报道,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仅仅表示愿与与会代表“分享我们的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同时又以强硬措辞批评“多边主义”时,会上鸦雀无声,毫无反应。尽管特朗普详细叙述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历史,然而他对于“印太”战略如何实施,与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有何不同并没有说明。这使许多人产生质疑。曾担任奥巴马总统亚洲问题首席顾问的埃文˙梅代罗斯对记者说,“印太”战略“不是美国的主意,是日本的主意”。它没有重要的经济成份,在概念上依赖存在矛盾心理的印度,在亚洲很多领导人看来,像是要遏制中国,其前景“并不确定,尤其是特朗普访问北京之后”。看来,美国此举并未能如预期的那样,争取更多的亚洲国家同其站在一起,反而使更多的人质疑特朗普痛批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提出的“印太”战略,究竟意欲何为?正可谓弄巧成拙。 三、继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退出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议》、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不同意20国集团峰会声明中写入奥巴马时期原已达成共识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提法,等等举措后,特朗普在出席岘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强烈抨击“多边主义”,进一步凸显特朗普对外交往中“单边主义”色彩格外浓厚的特点。 他在演讲中再次宣扬“美国优先”,甚至要求改写世界贸易规则。他说什么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制定的相关规则对美国“不公平”,“自由贸易已经令美国付出数百万就业机会的代价”,“不能再容忍长期存在的贸易舞弊行为”,“再也不会签署那种束缚手脚、被迫放弃主权并几乎不可能切实执行的多边协议”。他扬言,美国准备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家签署双边协议,但必须基于“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这一讲话震惊全球。 在经贸领域,合作协议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从来如此。谈不上孰优孰劣。特朗普如此深恶痛绝地抨击多边协议,可是对于《北美自贸协定》,甚至美韩、美日双边贸易协议,他也要推倒重来。其实,关键不在多边还是双边,而在于美方认为它没能占到便宜,而是别人占了美国的便宜。任何协议对参与方来说,都必然会是有得有失,有取有舍,互相妥协的结果。特朗普上台退出多边协议,双边协议也推倒重来,归根结蒂是其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思想在作祟。 美国由于拥有超强实力,对其他国家惯于颐指气使,不愿受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各项规则的任何约束,而是我行我素。这是美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单边主义”的根源所在。在这方面,共和党政府甚于民主党政府。小布什政府无视包括德、法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反对,撇开联合国安理会,在未经其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就是明显例证。看来,特朗普这届共和党政府在推行“单边主义”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美国在世人面前威信扫地,陷入越来越孤立的境地。 四、中国的“国事访问+”的方式高规格接待特朗普访问,中美两国领导人继年初海湖庄园会晤后,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就中美关系达成多项共识,确保两国关系朝着有利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方向发展。这成为特朗普亚洲之行的最大亮点。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保持平稳发展,首先要归功于中国方面坚持推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方针;中国方面在元首以及各个层面对美国方面进行多次沟通工作,增信释疑。当然,特朗普总统本人能认清形势、排除干扰,对中美关系采取现实主义或称之为实用主义的态度,也起了一定作用。 其实,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以后,一直把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为对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一大挑战。它在对华关系上采取所谓“遏制加接触”的策略,既要牵制中国的快速发展,又要从中国发展中获取实惠,迄今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奥巴马政府从地缘政治上考虑,更侧重于遏制中国的一面。他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挑起南海争端,拼凑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拒不接受中方提出的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等等,无不与牵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有关。特朗普与奥巴马不同的是,在对华关系上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更多地是从美国的现实经济利益考虑,而非地缘政治,因而他更侧重于通过接触获取实利的一面。蒂勒森国务卿首次访华时,一字不差地主动复述中方有关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凯利白宫办公厅主任在特朗普访华前特意向记者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这些表态看来并非偶然,而是有意而为之。 当然,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终归要服从于、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国内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反华势力情况下,对特朗普个人也不能寄于过多的期待。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美关系如何演变,我们都要按照中共19大的精神,坚定不移地、充满自信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驻欧盟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