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美国共和党推出一项据称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减税”的全面税法改革计划。这项新计划的核心，就是要将美国公司税税率从35%下调至20%。这个20%的新税率，已经低于全球工业化国家22.5%的平均水平。

力主推行该项新税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降低公司税税率是“一项革命性改变”，而“随着就业岗位开始涌入美国，随着公司开始争夺美国劳动力，随着工资继续增长，最大赢家将是中产阶层工人。”

在笔者看来，姑且不论该计划最终的最大赢家，是不是美国的中产阶层工人，从表面上看，它是美国针对国内经济问题所推出的一项重磅改革计划。深层次来看，其既是美国实现“再工业化”计划的具体步骤，更是美国实现“再伟大”战略的具体策略。

而且，这预示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由军事竞争、地缘政治竞争、价值观竞争等回归了最为基础的竞争——经济竞争；或者明确地说，是制造业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全面竞争。

当然，这不是说美国就放弃了利用地缘政治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竞争策略，而是在不放弃既有战略竞争策略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国家优势强项，制定了新的战略竞争策略。

针对处于全面崛起阶段的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近年来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但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壮大、所坚持的“互利共赢”模式，对外开放战略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自愿巨大贡献，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针对中国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竞争的效果。

而且，美国针对中国的这些战略竞争举措，既消耗了自身的相当物力财力，也暴露和放大了自身的诸多弱点，削弱了美国价值观和美式民主体制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动摇了美国最引以为傲的全球软实力。

中美这两个价值观体系和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均向国内民众以及全球各国民众所做的一个潜在承诺：国家制度的合理性是构建在国家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基础之上，构筑于普通民众所能分享共享发展成果的政治体系之上，而非孤立于经济发展能力以及民众获得感之外。

换而言之，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中美两个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应该是为全球各国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示范能力，提供社会制度公共产品的能力。倘如某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出现了问题，这就隐含地意味着该国既有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可能就难以再具有说服力和示范力。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经济发展能力实质上是决定国家价值观和软实力的基础性因素。

事实上，美国已经意识到偏离了经济发展能力、偏离制造业这个战略竞争逻辑核心的代价。美国在自己的资本家和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体系下，由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贸易和分工收益，却无法在国内实现均等化的重新分配，以工人为主的中产阶级工作机会，和工资增幅空间受到创造性破坏，中产阶层所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和发展困局，成为美国当今社会最为突出的发展问题。

美国既有的政治体制格局根本无法撼动，各种利益集团日益固化的强力约束条件，使其高度认识到制造业对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基础性作用。最为激励相容的改革策略，就是针对企业家和富人们进行减税，通过对既有的全球化体系的重构，通过刺激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重新崛起，恢复美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进而来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

很显然，美国即将推出的减税政策，对于依靠“制造业立国”“制造业强国”的中国而言，必然会造成直面的竞争格局，达到“一石二鸟”的战略实施效果，既压制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壮大空间，又解决了美国国内工人中产阶层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增加问题。由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转入了经济竞争，或者具体来说以制造业竞争所主导的新格局。

制度和机制体制改革竞争

正是认识到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竞争，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和基础所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转入了由制造业竞争主导的经济竞争新格局。而主导格局的转变和强化，并不是说制度竞争或价值观竞争的弱化或消灭，相反，经济竞争背后的终极因素，仍然是机制体制竞争。具体来说，就是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能力和动力竞争，是最为攻坚克难的制度改革竞争。

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个国家，面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快速变化态势以及产业和创新大变革时期的到来，如果无法对既有的社会制度和行政体制进行相应的快速变革，就无法占据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也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就这个视角来看，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背后所凸显的是两国进入了制度竞争的特定阶段。

这个制度竞争的特定阶段，可以将之理解为中美两国进入了针对国内基础设施问题，和重大发展问题的制度变革和机制体制改革的全面竞赛阶段。谁更善于推进制度变革和机制体制改革，谁更善于激发和利用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活力和动力，谁就可以抢占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以及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最近，针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真实税负水平究竟是否过高的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在我们看来，理解中国制造业所承担的各种税收和费用负担总体水平，在全球来看究竟高不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与全球主要国家的比较方面，而是要依据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创造能力以及税负结构的比较方面。

一方面，2014年至2016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9.1%，低于世界38.8%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创造能力，显然要低于主要发达国家。这就造成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创造能力与真实税负水平之间突出的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与中国制造业最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相比，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35%的所得税，再加上地方税、保险费其他的五个百分点，总计40%的税负水平。

美国在没有利润的情形下就不需要交企业所得税，而中国制造业企业25%的增值税，无论企业盈利与否都必须上交，因此，中国既有的增值税制度和税负结构，必然不利于制造业企业。我们的实地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真实税负（包括各种费）水平平均在40%至50%之间。由于国有企业以及上市企业受到的各种政府补贴相对集中，真实税负水平相对较低，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真实税负水平相对就更高。

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公司税税率从35%下调至20%，就必然会对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对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就必然会造成无法忽略的多方面的竞争，甚至阻碍效应。

然而，美国的税法改革计划恰恰切中了中国当前机制体制的弱点和要害，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无法回避的重大经济发展风险，也是必须克服的最大制度改革挑战。直面来自美国全面减税的巨大压力，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能否实现相应的全面减税计划？

需要认清的客观现实是，中国的减税计划，必然会面临一系列机制体制因素以及制度性因素的巨大钳制。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有测算认为，2014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就高达6400万人以上，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约为1：23，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某些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如此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以及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对称的财政供养人员负担水平，必然会导致财政支出的长期性刚性特征，也就必然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刚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偏好于使用政府财政资金，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实施工具，这就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各级政府税收支出以及收入的刚性特征。

因此，美国计划推出的全面减税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就必然会传导到中国的机制体制改革方面，传导到中国最为根本的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和改革方面，成为倒逼中国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约束政府对微观经济诸多不当干预行为的重要因素。

以上的分析表明，美国提出的全面减税计划，表面上是国内的一项经济改革政策，实质上谋求的是全球经济竞争优势，最终体现的是国家制度变革能力和动力的竞争。“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美国最近一系列带有“美国优先”“美国例外”印记的咄咄逼人的竞争策略，别的国家肯定不会袖手旁观，束手待毙。

美国所推出的全面减税计划，不仅仅会对中国造成影响，也很有可能会诱发全球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税浪潮。因此，全球就必然会被美国带入减税竞争的轨道之中，最终被导入制度改革竞争的轨道之中。

从美国自身的制度改革来看，持久存在和逐步加大的贫富分化、高福利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利益集团固化等一系列难题和困局，在短期内显然难以改变。这就预示着美国全面减税计划背后所涉及的制度改革和机制体制改革，必然障碍重重，成败难料。

即便这样，美国已经点燃了全球新一轮经济竞争的狼烟，开启了全球新一轮制度改革竞赛的序幕。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主动改革的国家，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才会是最后的赢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