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向外界表示日方有意推动“日美澳印”四国首脑级别的战略对话，对话内容不仅涉及海洋自由贸易也将涵盖防卫合作领域。日方选择此时提出四国对话构想，其背景为何？这是否是日本牵制中国的又一新尝试？

第一，从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安倍晋三刚带领自民党在10月22日的众议院选举中获胜，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也取得了绝对多数席次。这意味着安倍政权将继续长期执政，其执政基本理念亦将延续。尽管作为稳定的标志，8月刚刚改组而成安倍内阁很可能全员留任，但在安倍正式以新任首相身份组阁以前，各个阁员更需谨言慎行与安倍保持一致。所以四国对话构想虽然出自河野外相之口，但其必然是安倍授意的产物。并且日方选择在特朗普访日前提出这一构想，也有借机凸显日美共识的意味。

第二，如果回顾安倍的执政经历，就会发现“日美澳印”并非安倍在亚太地区挑动事端的新手法。早在2006年即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安倍晋三就提出过“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并且这一构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其代表就是2007年5月在马尼拉举行的四国战略对话，和同年9月四国在孟加拉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2013年安倍再次执政后，他又呼吁日美澳印应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以制衡和平崛起的中国。但是，安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日美澳印”合作，也反映出日方的这一构想实际上困难重重。试想，如果“日美澳印”合作在2006年首次提出后就已成型，又何须今天再次提出？

实际上，之前的日美澳印四国之所以在合作问题上“浅尝辄止”，是因为这一构想面临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而其中很多因素至今尚存，这就使得新出炉的“日美澳印”四国首脑级别的战略对话机制仍难避免纸上谈兵的嫌疑。

首先，日美澳印四国之间难以在众多方面取得完全一致。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四国在经济上的不均衡，日美澳印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他们很难在贸易保护还是市场开放的问题上统一立场。更何况，如果出现政权轮替，即便同一个国家也不一定能在同一问题上一以贯之。比如，随着宣扬“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TPP的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同时，就地缘因素而言，远离中国的美澳，和与中国毗邻的日印在制衡中国问题上所展现出的决心也有所不同，这也是2006年版的“日美澳印”合作流产的重要原因。毕竟，联手遏制中国就势必会损害本国对华的经贸关系，这是各国都不愿承担的后果。所以2006年版的“日美澳印”合作出台后，美国实际上只是谨慎参与，而澳印两国则更多是消极观望。尽管印度今年因为边界问题在对华立场上有所后退，但美澳印三国恐怕还未下定与中国决裂的决心。即便是喊得最凶的日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及明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的当口，安倍政权也在向中国释放友好信号，谋求改善两国关系。

更为重要的一点，日美澳印希望制衡的对象中国的发展也是今非昔比。2007年前后，和平崛起的中国还处于韬光养晦的初步发展阶段。到了2010年，中国在GDP上就已经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上，我们已经在修改后的新党章中明确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如果说，2007年中国在经济上的潜力已经让日美澳印首鼠两端的话，那么面对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都与日俱增的中国，“日美澳印”是否愿意为了制衡中国而付出比过去更多的代价，令人怀疑。更何况就算“日美澳印”这次能够同心同德，“遏制中国发展”这一违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意愿的计划就一定能实现吗？须知，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文章转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