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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大智慧
发表时间:2017-10-23 17:37 来源:国际网
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秩序新陈代谢、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总书记以天下为己任,继往开来、锐意进取,提出了兼顾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的全球治理思想,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对外战略主动权,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中国外交传统是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历史背景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追根溯源,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可谓厚积薄发,主要有两大来源。

首先,是对以先秦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现了以德政、仁政、王道等为内涵的“修齐治平”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与“协和万邦”的外交哲学以及“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的政治追求。其次,是对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历代领导人统筹维护国家正当权益与国际公平正义,始终坚守发展中国家立场,就改革完善国际治理规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宝贵的思想贡献。

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原则。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第一次完整列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随后又在1955年4月召开的印尼万隆会议(亚非会议)上被扩展为“十项原则”,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圭臬。面对西方列强的分化与新独立民族国家的疑虑,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著名讲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求同存异”一词从此不胫而走,其主张不以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异同来对外划线,而是着眼于彼此的共同利益。

二是改革开放后提倡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88年对来访的印度总理拉·甘地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邓小平还在1990年7月会见外宾时强调指出:“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

三是首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在2006年8月召开的首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包括四个支柱:政治上致力于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推动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世界普遍繁荣;文化上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促进,倡导世界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安全上致力于同各国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

国际格局巨变与中国实力倍增是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现实背景

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与欧盟先后爆发)后世界力量对比持续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以G20为主要代表的国家间“平等共治”成为现实。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实力支撑和新的理念指引下,中国抓住了新的机遇,在全球治理上成就了大作为。国际格局新变化是中国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大背景,新变化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两大“集群”此消彼长、一降一升。根据IMF 2016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按购买力平价标准,以2015年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的全球占比现已高达57.6%,而发达经济体仅占42.4%,“金砖五国”中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分别占17.3%、7.0%、3.3%、2.8%,合计占30.4%,接近追平西方“七国集团”所占比例(31.4%)。

二是主要战略力量进一步多极化,大致有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脱欧”后的英国、日本、印度等七大力量,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现为“一超六强”。

三是力量对比的质量多层化或多“级”化,分为美、中俄欧、英日印三个层级。其中美国虽仍独居“第一层级”,但相对优势明显减少,美国“内向”加深、内耗加重;中国、俄罗斯、欧盟同属“第二层级”,中国胜在综合国力与巨大潜力,俄罗斯胜在军事、外交及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而欧盟尽管少了一个英国,但仍胜在经济规模与软实力,并且这三家还都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欧盟是其中的法国);英国、日本、印度同处“第三层级”,英国“脱欧”后虽势单力薄,但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故在“第三层级”中暂且居首。日本、印度均受制于国际政治影响力有限。

四是国际行为体的种类多元化,主权国家虽仍占据主导,但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国际恐怖组织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能量愈发惊人,其中既有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又有“重点对象”,致使延续近四百年、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备受侵蚀。

五是大国互动的形态多样化,包括西方与新兴大国两大“集群”之间的“竞合”博弈,以及主要力量之间的双边与三角博弈等。

六是中国的国际身份多重化,一方面是GDP总量乃至综合实力世界第二备受瞩目,大国责任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还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先后步入战后七十周年(2015年)和冷战后二十五周年(2016年),当代国际秩序面临复杂深刻的重塑,失序与无序的一面凸显,世界转而期待由中国来引领全球治理、维护和改革国际秩序。十八大以来的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维护与拓展自身利益亟需加大参与全球治理,以不断扩大制度性国际权力。正是在此国际与国内背景下,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应运而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顺势而上,重点在多边外交与全球治理上开拓进取、持续发力,进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提出与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极为重视,先后就此召开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和领衔主办G20杭州峰会,生动展现了全球治理大智慧。

首先,首次就全球治理举行政治局集体学习,明确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一是在指导思想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二是在战略定位上,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在战略目标上,推动IMF、世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机会、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四是战略原则方面,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应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其次,首次主办G20峰会,开启“中国引领、大国共治”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纪元。2016年9月3日,习主席出席G20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四个以”和“四个重点”。“四个以”包括:“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四个重点”包括: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为此,要推动G20实现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

再次,就全球治理再度举行政治局集体学习,完善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201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系统总结G20杭州峰会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坚持两大原则。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二是优先落实既定任务。包括拓展杭州峰会成果,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整合地区自贸谈判架构,加大对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参与等。三是继续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四是强化自身相关能力建设。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统筹协调”四种能力。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人民论坛网)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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