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清算银行去年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债务水平太高，生产率增长太乏力，金融风险太吓人的世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0月4日公布的最新数字，目前全球债务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15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5倍，远高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其中私营部门负债占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二。债务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美国负债已超过2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倍。国际清算银行今年9月17日公布说，全球未披露的债务或达13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美国所负，美国实际所负债务已高达25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的六分之一。面对这一形势，改行负责人克劳迪奥˙博里奥不无忧虑地指出，全球经济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一旦（美联储）决定加息，“脆弱的资产负债表将会怎样”。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说，“生产率并非一切，但从长远看，它几乎就是一切”。全球生产率增速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按克鲁格曼的说法有三：企业投资大幅下滑，债务负担上升，实体经济虚拟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发达国家2015-2020年潜在产出年均增速将为1.6%，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2.2%。由此可见，尽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好于去年，但从长远看不容乐观。

除去负债增高、生产率下降外，金融资产过剩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又一个值得关注的大问题。据统计，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约200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3倍多，而且各国美元货币储备量总和仅1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大量的流动资金不受管制地在全球流动，成为危及金融市场稳定的一大因素。

世界经济形势的最大悖论在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比重已下降到大约22%，而美元在国际支付中所占比例仍高达80%。这就使得美联储拥有与美国经济实力不相匹配的影响力，同时这也表明美元霸权地位的脆弱性。

上述诸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会是，再度爆发其破坏性大于前次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恐难以避免。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

二、西方精英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经过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近20多年的大发展后，在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主要是其贫富两极分化的固有弊端扩展到全球，使世界上所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象。再有，资本主义制度分配不均的痼疾导致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社会的大分裂，即草根阶层和一部分社会地位下降的中产阶级群众与占据优越地位的精英阶层的严重对立，或者说前者对后者极其不满。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它已加入40多年的欧盟和特朗普一个名不见经传、华盛顿政治体制“局外人”意外获胜入主白宫，突出地体现西方社会分裂所带来的后果，而且它们正进一步加剧这种分裂局面。

英国国内迄今仍在争论“脱欧”利弊，英国与欧盟围绕英国脱欧的谈判困难重重，陷入僵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国内以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为主线，并夹杂着种族、族群冲突等的内斗至今未息；美国在国外同盟国的争吵也日益激烈。这些现象从不同角度折射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伴随西方社会分裂而出现的是，在全球化盛行一时之后，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欧美重新兴起，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实为全球化的地区版），形成很大的冲击。促使民族主义思潮重新兴起的一大原因，在于普通民众丧失了对精英阶层的信任。他们始终认为全球化只有利于精英阶层，而这些人对国家主权及边界管控并不关心，以至外来移民涌入，影响本国民众的生计。因此，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大都以反对外来移民和反对全球化为旗帜。

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或称全球主义）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强调国家主权，后者则极力淡化主权诉求，因为任何形式的一体化都会影响到有关国家的主权。例如，当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就是建立在“主权让渡”或称“主权分享”原则基础上的。促使英国决定脱欧和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进行被欧盟斥之为“民族主义”行径的国内司法改革等，本质上反映这些国家试图从欧盟收回部分国家主权。

近期特朗普首秀联合国大会，在发言中为替自己奉行“美国优先”政策辩护，大谈国家主权。据称，在其40多分钟的演讲中，提及“主权”字眼多达几十次，力图显示他是支持“民族主义”的。但必须指出的是，特朗普口中的“国家主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心中的“主权原则”有根本性差别。后者视“主权原则”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后屏障”（一位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语）；而前者则是借口“国家主权”强调美国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可以为所欲为。他在同一篇发言中，肆无忌惮、口出狂言地攻击、诋毁不少发展中国家，就是明证。

早在上个世纪末，美国一位学者就曾指出，美国是把“全球化”作为美国世界领导作用的“同义词”；而如今，在全球化遇到挫折时，特朗普又改为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来维系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两者可谓“异曲同工”，实无二致。

三、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曾指出，“如今，地缘政治的危险性正超过经济和社会问题，国际冲突成为未来10年威胁全球稳定的最大风险”。现实世界正在验证着这一预判的正确性。

这两年来，不仅原有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等国际冲突未获解决，而且又增添了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问题的争执和亚洲国家围绕南海岛屿主权问题的争议。至于中近东地区的乱局更是战火从未平息，而且由于“伊斯兰国”的出现，更是乱上加乱。伊拉克和叙利亚两个主权国家在遭受美欧等国军事介入后，内战愈演愈烈。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教派分歧导致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国家与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之间，形成势不两立的对峙。拖延几年未决的也门内战，以及今年卡塔尔与几个海湾国家之间的断交风波，都是伊沙对立衍生出来的国际冲突。近来，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口水战有可能导致灾难性难以评估的军事冲突，正引起全球的忧虑。美国主导的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互秀肌肉”的军事演练，也有欲罢不能之势。

导致国际冲突成为威胁全球稳定的最大风险的最主要原因是，尽管美国的综合实力由于其自身错误而有所削弱，但它仍在竭尽所能地维系世界霸主地位。特朗普上台前就鼓吹增加军费，扩充军力。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特朗普政府提出近7000亿美元、历史最高位的军事预算。他的政府内部几个重要岗位均由退伍将军出任并赋予他们更大权限（例如，自行决定向阿富汗增兵）。他在联大演讲中把打造世界上无人匹敌的军事实力，作为他上台以来的主要功绩加以吹嘘。他信奉“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认为强大的军事实力是推行外交的“最有力工具”。在美元霸权地位式微的形势下，军事手段正成为维系美国霸权的重要工具。当前特朗普政府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他是否会通过对外军事冒险来转移视线，是世人不得不密切关注的大问题。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世界上和平与发展两大根本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美国推行以全球化为核心的战略概念谋求称霸全球，使这两大问题更难解决。就全球范围而论，维系和平较之谋求发展更为紧迫。

美国正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世界还处在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只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一天，就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迄今没有发生新的全球范围的战争，但主要由美国发动或参与的区域性战争从未中断。仅在进入21世纪后，就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等。如今特朗普又无视国内外多方警告，执意磨刀霍霍，口吐狂言，摧毁这个，消灭那个，这个“狂人”会不会挑起新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实难预料。

世界是战是和，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四、基辛格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正面临终结，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国际关系”。今年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办方认为，世界秩序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美国知名学者、美国对外关系学会会长哈斯近日更发表新著《失序的世界》，认为旧秩序进入“衰退期”，而新秩序并未如约而至。

今日的现实是，由西方少数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期盼的对所有国家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一时又无法建立。世界进入了一个世界秩序大变动的时期，成为世界形势持续动荡、难以稳定，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主要根源之一。

世界秩序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动，原因有二，一是国家间力量对比的重大改变，一是西方国家由于内部失误而造成走下坡路的趋势，而后者起的作用要大于前者。此次引发西方学者关于世界秩序的种种议论导源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这两件西方社会始料未及的事件。

应当说，无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还是西方社会走下坡路，以致难以维系其在战后主导多年的世界秩序，归根结蒂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社会不平等”弊端造成的。这种制度的弊端是任何个人所无法改变的。特朗普目前奉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不仅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只会加速美国霸权主义走向衰落。

特朗普这样一个诡异莫测的人物能成为美国总统，并导致美国国内和美国国外的乱局，或可称之为“天下大乱”。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列主义一直认定的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这种制度是腐朽的、没落的论点的正确性。

当前世界形势的大变化，是给马克思主义学者分析、研究、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的绝好机会。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驻欧盟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