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日关系研究专家、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在《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一书中写道：“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1971年—1972年中美接近的结果。”

这番话不无道理。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不仅是“中美接近”的重要标志，而且消除了此前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两大障碍：台湾问题和日美安保问题，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提供了重要前提。尼克松总统访华和当年9月25日田中角首相荣访华、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宣布邦交正常化，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

但是，尼克松为何在1972年2月访华？

必须强调，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重要前提，是当时中国国际地位已有极大提高，国际局势已出现有利于中国的明显变化；1970年10月和11月，加拿大和意大利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年年底，世界上已有57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时，取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前日本外务次官、著名外交家法眼晋作论及中日为何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特别强调1971年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席位的意义。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还得益于诸多长期为之付出努力的相关人士。例如，我以下所述的一件轶事，虽然不见载于“宏大叙事”的《中日关系史》，但对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1972年3月17日晚，时任日本通商产业相的田中角荣和自民党内一些干部，在东京赤坂一家叫“长岛”的料亭聚餐。邦交正常化谈判日本主要代表田川诚一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田中角荣的表态：“田中氏向我们明确表示，如果他能够取得政权，将尽快断然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意向。他的发言要点如下：我如果取得政权，将即刻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我打算亲自同中国方面商谈邦交正常化的时，而不是让外务官僚去办。主要是显示诚意，对过去的战争表示谢罪并结束战争恢复邦交。在国内和党内，关于邦交正常化的方式及基本态度，存在相当不同的意见，如果进行讨论，必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我将在短时期内速战速决，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断然实现邦交正常化。”

4月21日，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与邦交正常化谈判日方主要代表古井喜实交谈，表达了他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并请古井喜实将他们的态度告知中国方面；5月18日，古井喜实访华时，向周恩来总理表示，日本政坛即将发生变化：自民党总裁选举，田中角荣定将获胜；田中若胜选，必定迅速致力于邦交正常化。大平正芳将以某种方式进行合作，日本方面将形成非常有利于恢复邦交的政治态势。日本方面对邦交正常化的积极态度，得到了中方积极回应。但是，中方并没有为了邦交正常化而放弃既定原则。6月底，“日本自民党的亲密伙伴”公明党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7月2日，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和公明党代表团发表联合公报。

在公报中明确提出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条件：

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阴谋。

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

三、“日华和平条约”是非法的，必须予以废除。

四、美国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是侵略行为。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所有武装力量。

五、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机构以及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权利。驱逐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代表。

上述五项条件，第四项和第五项随着中国重返联合国而得以解决，前三项被称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正式组成。当天，田中角荣即表示要致力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同样在当天，“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在东京神田共立讲堂举行集会，纪念“卢沟桥事变”35周年。日本全国其他42个道府县也举行了同样的纪念集会。日本出现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民运动。

1972年9月21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亲自宣布，他将于9月25日访问中国。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宣布实现邦交正常化。

总之，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并不断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最终重返联合国，中日两国相关人士的不断努力，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内因。尼克松总统顺应时势改变对华政策，促成“中美接近”，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外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同样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则。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章转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