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5月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中印关系从彼此“高度期待”逐渐发展到“互相失望”。2016年以来，中印关系进入“多事之秋”，印度对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受挫与印巴间争执上升，均迁怒于中国，中印关系也随之遇冷尽管目前双方尚能有效管控分歧，但中印关系的这一消极趋势值得关注。

一、高层互动与机制化沟通热络频繁

中印两国高层互动和机制化沟通是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双方互信不足的情况下，高层会晤和工作层面沟通显得尤为重要。中印两国领导人通过高层会晤，建立了工作友谊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也为整体氛围的稳定和改善提供了可能。同时，高层会晤中所达成的沟通共识，也有助于建立新的工作层面沟通机制，以进一步加深理解、化解分歧。

2013年以来，中印两国高层领导保持了频繁良性互动。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将印度作为首次出访国家，同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两国在一年之内实现了总理互访。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了首次访问，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两国领导人的“家乡互访”体现了双方对彼此的重视，也展示了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友谊。此外，两国领导人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东亚峰会等多边外交场合保持密切双边会晤。

两国工作层面会晤机制运行良好。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中印财金对话等机制顺利开展。过去被“耽误”的对话机制也得以重启。2016年10月7日，第四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在印度举行，这是莫迪执政以来首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回顾总结了各工作组合作进展情况，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一致同意在政策协调、基础设施、高技术、节能环保、能源等领域继续加强合作，并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以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会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印度共和国国家转型委员会关于开展产能合作的原则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印度共和国电子信息部关于“互联网+”合作的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同时签署了16类项目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达160亿美元。

更为重要的是，中印还启动了多个新的对话机制。2015年5月，中印确立了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对话机制，并于同年11月和2016年11月先后举行了两次对话。在印度召开的第二次对话中，双方围绕全球经济形势、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全球与区域贸易协定下的中印经济合作三个议题展开，深化了彼此对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印经济合作前景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两国经济合作的一系列建议。2016年2月，中印举行了首轮海上合作对话，这是两国首个海洋方面对话机制，双方介绍了各自海洋发展战略及对海上安全形势的看法和立场，同意加强政策对话，拓展在海洋科技、海军交流、渔业、航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建设安全、和谐的海洋而共同努力。2016年9月，中印举行首次反恐安全对话。该机制是2015年11月印度内政部长辛格访华时倡议，意在建立双方定期会商合作反恐、网络安全、跨境犯罪和贩毒等问题的机制，双方交流了各自的反恐体制、机制和相关法律，深入讨论了在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具体举措，并达成重要共识。对于双方在NSG扩员问题上的分歧，中印于2016年启动了军控对话，并于同年9月和10月举行了两次军控磋商，就核供应国集团扩员等共同关心的军控问题建设性、实质性地交换了看法。此外，根据中俄印外长第十四次会晤达成的共识，2016年12月首次中俄印亚太事务磋商顺利举行，三方就地区形势、各自亚洲政策、亚太安全架构以及在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合作、反恐和其他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加深了各方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务实协调。

总的来看，迄今为止中印高层会晤和工作层面沟通对话机制运行良好。

一方面，这表明双方对于稳定两国关系、扩大合作仍寄予高度期待，希望通过沟通磋商缩小分歧，保持中印关系稳定、良性发展。另一方面，新的对话制都产生于高层会晤之中，显示出两国领导人希望通过技术层面沟通缩小分歧、稳定双边关系大局的战略眼光，中印反恐安全对话和军控对话的启动即为例证。而中印海上对话、中俄印亚太事务磋商的启动，无疑与莫迪政府上台后扩大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海上安全对话直接相关。

二、第三方因素对中印关系冲击加大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南亚奉行印巴平衡政策，印度也逐渐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在中印敏感问题上，双方都注重奉行相对平衡的政策，警惕第三方因素介入。但由于中印之间尚存未解决的领土边界问题，两国同时崛起所引发的区域竞争态势也日益凸显，这就为第三方“涉入”提供了更大空间。2016年以来，印度的做法趋向于逐步打破平衡原则，而中巴关系发展也被印度视为中国正在逐步改变印巴平衡政策。

（一）美日等国“涉入”中印领土争议问题

2015年1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印时即表示，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领土”。2016年以来，在印度的默许和“放任”之下，美日开始涉入中印领土边界争议问题。2016年4月，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向印度媒体表示，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年9月，莫迪政府允许美国军人进入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搜寻二战期间美国士兵遗骸。这与此前做法大不相同。2008年印度政府曾批准过美方这一要求，但在中国抗议下很快于2009年结束了这一行动。2016年10月，美国驻印度大使理查德·维尔马（Richard Verma）“史无前例”地飞到中印争议的达旺地区参加当地节日活动。虽然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将其解释为“观光之行”、“没有任何不同寻常之处”，但对中印关系而言，上述举动显得颇为不同寻常。印度内政部国务部长基伦˙里吉朱（Kiren Rijiju）陪同美国驻印大使访问争议地区，如果没有印度政府的允许或者默许，显然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与此同时，印度重新使用“达赖牌”。2016年10月，所谓“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佩马˙坎杜（Pema Khandu）在新德里会见达赖喇嘛，邀请他在2017年访问达旺地区。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解释称，达赖喇嘛是“印度的客人”，“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地方旅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方非常清楚达赖问题的严重性和中印边界问题的敏感性”，“印方邀请第十四世达赖到中印领土争议地区活动，只会对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和中印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尽管中方多次警告，但印度仍执意邀请达赖窜访。2017年4月，达赖开始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进行访问，印度内政部国务秘书里吉朱一路陪同，并称“中国不能干涉印度内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中方对中印边界东段地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印方非常清楚十四世达赖所扮演的角色，安排他到敏感的中印领土争议地区活动，不仅违背了印方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而且进一步挑起边界争端，与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背道而驰”，同时表明“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正当权益”。4月14日，中国民政部公布了藏南地区6个增补地名，这被印度视为是对允许达赖窜访敏感地带的“反制”。印度“纵容”达的做法，违背了在涉藏问题上对中方的政治承诺，打破了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重要共识。默许美日涉入中印敏感问题，实际上变相地将中印边界问题“国际化”，使边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二）“巴基斯坦因素”的冲击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巴两国陷入更加紧张的状态。2015年12月，莫迪突访巴基斯坦一度为两国关系改善带来希望。然而，2016年1月和9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两度遭恐怖主义袭击，印度指责巴基斯坦为幕后主导。期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抗议，反印情绪在该地区进一步蔓延，印巴关系进入高度紧张状态。巴基斯坦认为印方蓄意抹黑巴方形象，转移国际社会对印控克区局势的注意力。印巴两国在联合国就恐怖主义问题展开激烈争执，印度寻求中国帮助，以向巴基斯坦施压，致使中印在反恐问题上的分歧再次凸显。

事实上，2015年中印在反恐问题上的矛盾即已出现。该年4月，巴基斯坦释放了涉嫌策划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嫌疑人拉赫维，引起印度强烈不满。

6月，印度要求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根据1267号决议对巴实施制裁。基于“印度提供的信息不足”，中方并未对这一提案表示赞同，且于2016年多次搁置印度将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头目马苏德列入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名单的申请。很多印度人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认知，即中国“间接支持”或者“纵容”巴基斯坦，中巴开始形成了敌对印度的“轴心”，并以此批评中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但在中方看来，“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国，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而印度对这一看法则不予认同。2016年9月，中印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反恐安全对话，随后两国又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对话，但对话结果与印方期待仍有较大距离。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成为了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印度对如火如荼建设中的中巴经济走廊多有不悦，多次提醒要注意中巴经济走廊侵犯到印度“主权”。2017年1月，在有着“印度版香格里拉对话”之称的第二届瑞辛纳对话会（Raisina Dialogue）上，莫迪总理声称“只有尊重相关国家的主权，地区互联互通的走廊才能够实现目标，避免分歧和纷争”，“中印这样两个相邻大国，存在分歧也属正常。但是为了管控两国关系，为了地区和平和进步，两国都需要对彼此的核心关切和利益显示出尊重和敏感性”。5月，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首次明确表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印度认为互联互通倡议必须建立在公认的国际准则、良治、法治、开放、透明及平等基础上，必须遵循以下原则：避免可能为社会带来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维护平衡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对项目成本的透明评估；技能和科技转让有助于长期经营和资产保值。更重要的是，互联互通项目必须以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方式推进”，这些内容暗指“一带一路”在上述方面都存在欠缺。声明还称，“所谓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国际社会已非常了解印方立场，没有国家能接受一个忽视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核心关切的项目”，“印度一直敦促中方就‘一带一路’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正等待中方积极回应”。综上所述，印巴关系的紧张，特别是印巴在反恐问题上的分歧已逐步外溢到中印关系发展中，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逐渐成为中印之间的一个“问题”。

三、印度对华外交的“实用主义”和强硬色彩日趋明显

莫迪政府在国内居于强势地位，加之外部发展环境良好，因而在对华外交中显得更为自信。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关切的问题上，印度敢于发声，突出表现在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上。而在中印分歧的具体议题上，尤其在2016年申请加入NSG问题上，印度对华采取施压方式，展现出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的态势。

（一）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南海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印度过去一直保持着适度克制。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在南海问题上的涉入加深：开始与美、日、越南等国共同就南海问题发声，在多边国际场合表达自身对南海问题的看法；与美、日、澳等国建立海上安全对话机制，寻求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同时加强海上政策协调，探讨实施共同海上行动，凸显出印度联合美、日等国在海上安全问题上制衡中国的意味。

印度在南海问题上“发声”，主要是实用主义外交的体现，这从2016年印度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摇摆中可见一斑。2016年4月，印度在《中俄印外长第十四次会晤联合公报》中，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轨”思路。公报称，“中国、俄罗斯、印度承诺维护基于国际法原则的海洋法律秩序，该秩序显著体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中。所有相关争议应由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议解决。外长们呼吁全面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针。”6月，莫迪总理在访问美国期间亦对南海问题只字不提。然而，随着印度在NSG首尔会议上受挫，其南海政策发生明显变化。7月，印度外交部在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结果公布后发表声明，称“印度敦促各方要展示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大程度的尊重，因其为国际海洋建立了国际法制的秩序”。8月，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在“没有发现任何油气资源”的情况下，第四次同越南方面拓展在南海争议区域128区块的勘探期，新合同被延长至2017年6月。9月，莫迪访问越南时两国发表声明，对仲裁庭作出的裁决予以认可。2016年11月莫迪访问日本时，双方联合声明又有所变化，虽重申了印度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的声明内容，但却没有明确提出仲裁庭在7月12日作出的所谓“裁决”。显然，这和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在南海问题上调整政策是直接相关的

由此可见，印度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中印关系的发展。印度将南海问题作为一个抓手，试图在NSG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利益置换或讨价还价，这也是印度实用主义外交的一个明显表现。

（二）以强硬态度处理加入NSG问题

印度一直对加入NSG保持高涨热情。2014年9月莫迪首次访问美国后，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奥巴马总统和莫迪总理将致力于继续努力推动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瓦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和澳大利亚集团（The Australia Group），这是增强全球不扩散及出口控制机制的关键一步”。奥巴马总统认为，“印度达到了MTCR的要求，并具备成为NSG成员国的资格，因此支持印度早日申并成为这四个机制的成员国”。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印度于2016年5月递交了加入NSG申请，并随即在国内外开展了高调宣传和动员。莫迪特意选择在NSG首尔年会前夕访问瑞士、墨西哥等国，寻求对印度的支持。莫迪甚至给普京打电话，要其帮助游说中国。然而，关于印度加入NSG的问题根本没有被提到NSG首尔会议议程中来。

中国主张通过“两步走”的思路处理印度加入NSG问题——先本着公正的原则，探讨并达成非歧视性的、适用于所有非NPT缔约国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具体非NPT缔约国的加入申请。但在印度看来，中国的这一原则事实上设置了障碍，巴基斯坦与印度同时提交申请，使得中国将巴基斯坦加入NSG与印度加入同步挂钩。为了沟通彼此立场，2016年9月，中印国就此问题在新德里举行了军控磋商，但双方立场分歧仍较大。11月，NSG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讨论了“非NPT缔约国”加入NSG的技术、法律和政治问题。此次会议是NSG开启“两步走”政府间进程的良好开端，中国支持按照集团的规则，将第一步走好、走实，以寻求并尽早达成有关解决方案。这意味着中方要求的“先谈原则、再谈个案”的方案得到了普遍支持。

在多次受挫后，印度国内掀起了反华示威游行。2016年10月，印度社交媒体传出在“排灯节”（Diwali）期间抵制中国货的声浪，其中还包括总理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高层，以及着力吸引中国投资的哈里亚纳邦政府高官。值得关注的是，在整个NSG事件发展过程中，印方并未考虑中方立场的合理性，而在受挫后将问题完全归咎于中国，缺乏客观理性的认识。印度观察家基金会马诺伊·乔什（Manoj Joshi）早在NSG首尔会议前就指出，莫迪政府高调的做法就是以某种羞辱北京的方式来表明印度加入NSG的主张，他批评莫迪政府不仅没有给予中国任何好处，反倒让北京看到印度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斗。

总的来看，莫迪政府对华外交越来越呈现实用主义色彩，善于以利益置换方式和不同诉求挂钩。与辛格政府时期相比，莫迪政府会在未达成己愿的情况下采取较为强硬的姿态。这两点变化给中国的对印外交带来了现实挑战。

四、中印关系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印关系的发展积极面与消极面共存。两国领导层的积极引领和工作层的政策沟通为两国关系稳定提供了基础，第三方因素的涉入和印度对华政策的变化则侵蚀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新趋势深原因固然是两国战略互信较低，而直接原因则是莫迪政府在大国外交上打破“平衡政策”，与美日进一步走近，尤其是印美防务关系迅猛发展，为其提供了对华“强硬”的基础。与此同时，两国在外交政策上仍需进一步磨合，以使双方最终达到各自合理的期望值。

印度对美防务外交上的突破，使其在对华政策上底气更足，呈现更强硬的色彩。2016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印，双方原则性地达成《军事后勤保障协定》，并于稍晚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访问华盛顿时正式签署。该协定使两国军方可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进行后勤作业，显示出双方在防务合作上的“准同盟”性质。同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称：“十五年前，前总理瓦杰帕伊站在这里，呼唤印美两国要走出过去的犹豫不决（shadow of hesitation of the past）。自那以后，美印友谊取得显著发展。今天，美印关系已经走出了犹豫历史。”此次访问中，两国《联合声明》指出“将彼此看作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首要伙伴”，“美国承认印度为其‘主要防务伙伴’，并将继续在防务技术共享上向印度提供便利，以期能达到美国最紧密盟友和伙伴的程度，在《防务技术和贸易倡议》（DTTI）下扩大共同生产和技术的共同研发”，这样，印度就无需受制于专利权而可便利地获得美国大量军民两用技术。印度对中国对印外交需求存在误判，这主要体现在南海问题上。2016年8月王毅外长访问印度前，印度媒体普遍将此行视为中国寻求印度在南海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印度高估了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力，也高估了“南海牌”在对华外交中的筹码作用。

当前中印关系的消极态势无疑给中国外交提出了挑战。如何面对一个更加实用主义、更加“自信”的印度，维护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战略定力与智慧。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印关系在新领导上后总是要经历一番磨合，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彼此外交差异与关切。印度外交的传统做法是注重现实需求，而不善于从大的战略视野和格局看待中印关系大局。莫迪的对华外交使双方看到了分歧所在，这将有助于两国外交政策的进一步磨合，使双方对彼此的期待更趋合理。

对中国而言，印度不同于美国或日本，中印关系也不同于中美、中日关系。中印两国要回到战略层面，才能看到二者关系的基础。一如莫迪政府上台与美、日、俄都达成了战略文件，阐明了彼此的定位，中印也需要在新形势下思考彼此在全球和地区战略的共同利益和立场，阐明并沟通清楚彼此的战略定位。战略意图和政策上的清晰了解，有助于二者进一步包容彼此、化解分歧，这一过程取决于双方的相向而行和共同努力。

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美国。正如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所言，特朗普如何与俄罗斯、中国、日本、巴基斯坦等国打交道，都对印度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不仅会促使印度相应地做出政策调整，甚至会使其重新设计自己的国家战略。印度战略观察家们普遍对特朗普的对印政策感到“不确定”。特朗普上台为中美印三角关系变化带来了动力，中美领导人的海湖庄园会晤既稳定了中美关系，也让印度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坚实基础。随着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中印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在增加。在双方积极引导下，两国关系有望扭转下滑趋势，实现新的发展。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文章转自盘古智库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