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情愿地”签署了对俄罗斯的新制裁议案。特朗普随后发表声明，指责这份议案存在“严重缺陷”。特朗普表示，尽管他对该议案表示反对，但是为了美国的团结，他还是妥协了，并称该议案中的一些条款“显然违宪”。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这也终结了特朗普上台之后曾经近在眼前的重构美俄关系的希望。

上周，美国众、参两院先后以压倒性优势通过新的对俄制裁议案的投票。俄罗斯随即于7月28日宣布决定对美采取回应措施：9月前将美国驻俄使领馆的所有工作人员裁减到455人，这一人数与目前俄驻美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总数持平。此前，FT中文网曾有评论说，普京与特朗普在G20汉堡峰会的会晤“只是赢得了战术上的短暂胜利”，“不太可能进一步实现他与美国更紧密合作的目标”。面对目前的情形，不知曾为“双普会”打前站的基辛格作何感想。

6月30日，94岁的基辛格赴莫斯科参加了为纪念苏联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而召开的报告会，并且“顺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私人会谈。这两位大人物的上一次会面是2016年的2月，讨论的是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而两人的第一次相遇则要追溯到1990年。据说，当时官职尚低的普京仅仅言简意赅地表示“我在做情报工作”，而基辛格则不忘恭维道“正派人都是从情报工作干起，比如说我自己”。之后，伴随着普京的在俄罗斯政坛的节节上升，基辛格也有意识地保持住了与这位“新星”的亲密私人关系。无疑，这一关系有利于基辛格继续保持在美国政策界的影响力，而他也毫不介意扮演普京和特朗普的中间人会招来何种批评，哪怕这两个人当前在美国主流舆论中均可谓是“万夫所指”。

一、“离经叛道”的现实主义者

与艾奇逊、邦迪、麦克纳马拉、罗斯托、布热津斯基等一系列前后辈的“智者”或者“出类拔萃之辈”相似，基辛格的从政生涯也同样充满争议和批评。不过，“丢失中国”、“卷入越南”、“遇挫伊朗”等指责归根到底不过是某一具体政策或者决策的否定，唯有基辛格时常要面对来自道德层面的指控。在美国，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左派，还是保守主义的右派，大多认为这位来自德国的外交家身上始终流淌着与美国精神格格不入的“旧时代血液”，鼓吹的是缺乏道德原则的、早已为美国明确要求予以抛弃的“现实主义”外交。

在批评者眼中，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搭档本身就象征了冷战所能给美国带来的最大威胁：美国自身会在激烈的两极竞争中缓慢堕入专制主义、军国主义、集权主义的深渊，一小撮“国家安全专家”将在这一过程中谋取大权，背叛民主制度和美国人民。也正是因此，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式的民主党人或者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式的新保守主义者都话不投机，再也没有在福特之后的任何一届政府中获得过显要的公职。

不过，自视为一名“职业技术官员”的基辛格对于这些批评并不在意，也根本没有掩盖自身意图、或者说“爱惜羽毛”的想法。对于以往做出的决定，无论是轰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支持巴基斯坦镇压孟加拉独立，还是策划针对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政变，基辛格自始至终都不认为有何值得内疚之处。对于应当如何看待国际政治和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位前国家安全助理和国务卿也丝毫没有改变观点。

在最新一本关于国际秩序的书中，他认为在美国秩序、欧洲秩序、伊斯兰秩序等现存的国际秩序中，以多极体系和权力平衡为核心的欧洲秩序是最值得推崇的。其旨趣无疑与美国政策界所致力于的维持和增强的美式霸权秩序大相径庭。与必须与选民打交道、迎合普遍观念的政治家不同，作为“专家”的基辛格无需在价值观上刻意委曲求全，这在损害“前程”的同时，却又让他显得“与众不同”，拥有了独特的价值。

虽然基辛格对很多国际事务和地区都有独到的研究和看法，但是从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决策者们交给他的始终是一项其他“大佬”并不情愿去做的“脏活”。那就是如何在美俄总体对立趋于尖锐的同时，谋求俄美关系的改善。对于这一任务，尽管现实日益严峻，但是这位“离经叛道”的现实主义者却始终乐此不疲。

二、“大三角”情结下的俄美观

基辛格看待俄美关系的方式独树一帜，始终是从中美俄（苏）大三角的层面来看待美俄关系。而他的政策原则也非常稳定和简单，那就是美国与中俄（苏）两国的关系应当永远比中俄（苏）两国之间更近。在他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本来不应该如此艰难。然而，从克林顿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政府经年累月的误判和行动却使得中俄这两个大国只能“别无选择”地走到一起，联合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基辛格一直试图做的，就是纠正这一“错误”。

这一系列“错误”的关键在于设定了错误的目标。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国力状态的评估是正确的，即俄罗斯处于三百年来相对弱小的时刻，但是美国应对这一现实的选择却是完全错误的，而奥巴马所宣称的“美国甚至不再需要一位乔治．凯南”就是这一错误心态的集中体现。在基辛格看来，美国政府完全没有理解俄罗斯横跨亚欧两洲、东西南三面遭受挑战的地缘现实和历史，错误地将其视为一个未来可能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潜在对象，因而竭力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造”，最终适得其反。简而言之，俄罗斯永远不可能通过“皈依”而被整合进现有的国际秩序，相反美国必须尊重俄罗斯的独特心理、接受其是异质国家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

当然，基辛格也绝非一味为俄罗斯说好话。对于普京，他同样批评过其还眷念于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相结合的时代，追求的是自身的绝对安全和邻国的绝对不安全，推行的是既想被欧洲接受又想超越欧洲的矛盾政策。不过，基辛格认为美国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俄罗斯的自我矛盾之处，总是将其行为视作一种前后一致、精心谋划的策略，错误地高估了莫斯科。正如他对索契冬奥会和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所做的评论：“如果说普京花费了600亿欧元将避暑胜地改建为冬奥村，就是为了在一场将俄罗斯描绘为西方文明一部分的庆典后一周开启一场军事危机的话，实在是没什么说服力”。

三、基辛格与特朗普

与很多主流派专家不同，基辛格对于为特朗普效劳没有任何心理顾虑，毕竟他已经惯常与世界各地的各种领导人打交道，也根本不将自由派视为珍宝的自由主义原则、尤其是其中的外交原则奉为圭臬。

在特朗普当选后，基辛格就非常积极地与其团队沟通，甚至一度传出其高级助手将出任新任驻俄大使的传言。2016年12月，刚刚与特朗普会面的基辛格到访中国，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白宫对华示好的信号。然而后者却随即与蔡英文通话，引来美国内外一片口诛笔伐，但是当年亲自重启中美关系的基辛格反倒表示“相信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会符合美国传统”。

与此类似，他还支持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蒂勒森担任国务卿，并且直言俄罗斯利用黑客技术干预美国大选的做法并没有什么让人惊讶之处。这一系列发自内心的示好自然换来了特朗普的重视和优待，可能也给予了基辛格在美俄关系上按照自身思路“大展拳脚”的机会。

从表面来看，基辛格6月30日之行并没有为特朗普与普京7月在汉堡的会面带来什么显著变化。迫于国会两党的一致反俄态度，白宫不仅没能在改善双边关系上取得什么成果，反而要被迫签署一份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法案。而普京在忍耐、观望了半年之后，也终于决心以限制美国在俄外交官人数和收回使馆部分娱乐设施作为报复。可以说，在特朗普仅仅因为与普京在G20晚宴中私下交谈时没有其他美国官员在场就被美国媒体一阵穷追猛打的环境下，白宫可能确实无暇在焦头烂额之中就叙利亚、乌克兰等敏感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严肃交涉，更遑论“重启”双边关系。

不过，这种“停滞不前”对于基辛格而言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毕竟他支持美俄接近只是出于纯粹的地缘政治计算，而非任何情感或者道德原因，他扮演的角色也是白宫的“教师”而非下属。在基辛格看来，俄罗斯想与美国做何种“大交易”非常容易预测，无非是解除对俄制裁、承认合并克里米亚、保存巴沙尔政权、认可顿巴斯地区的亲俄地位之类。在这位现实主义者看来，美国虽然不应受任何道德原则束缚、对这些条件应该持开放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应当满足俄罗斯的要求。相反，难题正是美国为什么要部分或者全部满足俄罗斯的条件，亦即华盛顿应该开出何种价码。在基辛格看来，在关切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同时，美国也应当利用好自身的整体优势。

对于这一开价难题，基辛格当然给出了一些自己的答案。例如俄罗斯应当在美国承诺不让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同时，承诺其同样不会加入欧亚同盟；或者在中东问题上更广泛地配合美国，甚至是支持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然而归根到底，基辛格的答案对于白宫来说也只是一个参考。也许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想好答案的话，还是不要先提出问题为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