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报道，英国和欧盟于7月17日开启第二轮脱欧谈判，双方2019年3月的分手也就此进入倒计时。

无论当事双方还是外界，首先关注的议题是：英国与欧盟是否会在脱欧分手费上达成一致？英国方面坚持要将欧盟谈判与脱欧后的金融安排相挂钩，而欧盟则认为，脱欧后欧盟公民在英国的权益与英国应缴纳的“分手费”应为一切谈判的前提。

在上次选举中，梅所在的保守党在议会中失利，这使得梅在对欧盟谈判中处于弱势，同时她还将面对国内的巨大挑战。所以我们看到，她正在尽力寻求跨党派共识，以克服保守党脆弱多数的弱点。

而比分手费究竟交多少更为根本的议题是，时至今日，英国首相特丽莎梅的“硬脱欧”的可行性还有多大？对此，笔者试图从英国国际竞争力（主要是伦敦城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及英国国内阶级分化的两个角度来审视之。

硬脱欧——梅的“不忘初心”

早在今年1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曾于伦敦市中心兰卡斯特宫（Lancaster House）发表演讲，阐述其任内的具体脱欧方案。她在演讲中强硬表示，如果英国不离开共同市场，就不能算真正“脱欧”；英国将不会在与欧盟谈判中寻求签订任何让英国“一半留、一半走”的协议，英国将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平等关系”。

她还曾强调，脱欧后英国将加强边境控制和法律控制，同时英国将退出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关税同盟，这意味着英国将寻求“硬脱欧”，即不是与欧盟处于“半出，半进”状态，要脱的彻底。同时，她仍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案”来落实未来脱欧后与欧盟的关系，包括寻求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

然而，形势比人强，计划往往被变化所打断。尤其是最近三个月来英国接连爆发的恐袭，以及持续低迷不振的经济与就业形势，都迫使梅不得不依照思变的民意而做调整。

硬脱欧给英国金融业国际地位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如果梅执意推动“硬脱欧”，会有何后果？不久前，英国智库伦敦中心Centre for London发布报告，称倘若英国采取硬脱欧姿态，即在脱离欧盟后却并未与之签署对英有利的贸易协议，那么仅在伦敦金融城一地（City of London/Square Mile）将失去7万个以上的工作岗位。而在此之前，咨询公司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在去年就曾预计退欧将造成英国至少8.3万个金融服务业工作岗位的损失；而布鲁塞尔智库Bruegel的估值则为3万个工作岗位。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伦敦城工作的许多高技术、经验丰富的金融从业人员并非英国本土，而是来自欧盟国家。如果英国未能就相关人员、服务条款与欧盟达成共识，没能达成全面贸易协议或恰当的过渡协议，反而被踢出单一市场，那么包括金融城的企业在内，大量位于伦敦的英国公司都将立刻失去其赖以运作的欧盟员工。金融城是国际化的城中之城，它的生存与发展仰赖于便捷地从英国本土、欧洲乃至全球的人才池中汲取有生力量。

英国金融界对硬脱欧的恐慌，不仅来源于对其员工去留问题的担忧，同时也部分地因为退欧可能带来的金融连锁反应——英国公司们将不仅失去欧盟单一市场这块大蛋糕，甚至连赴欧淘金的金融通行证也面临被吊销的威胁。

所谓“金融通行证”，就是指欧盟准许英国银行进入欧盟28个成员国的金融市场以及它们所有欧盟成员国一的金融法规系统。如果英国执意硬脱欧，那么这张通行证大抵是难保了。这将对英国的全球金融竞争力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那些此前谋求借助伦敦为跳板打入欧洲金融市场的美国、日本、中国银行将不得不寻求新的目标以建立分支机构。

硬脱欧之争的背后：英国阶层分化及起矛盾的加剧

由上述分析可知，显然对英国来说最无本万利的好买卖莫过于一方面坚决脱欧，同时又在金融和贸易上与欧盟尽可能多地达成对英有利的协议。然而，欧盟也不傻，这样的好买卖凭什么让英国一家独占便宜呢？于是我们才看到了英国在“硬脱欧”一事上的反复与纠结。而在笔者看来，其背后真正最本质的，其实是英国国内阶层的分化，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下这种分化及其所带来的阶层矛盾的扩大。

我们知道，在英国，坚决主张脱欧，尤其是坚决反对那些在英国工作、（被认为）抢了土生英国人饭碗的欧盟/东欧人的选民，主要来自于英国中下层的劳工阶层。他们认为就是这些东欧人动了自己的奶酪。当然，由于欧盟僵硬的难民/移民政策而带入的难民/移民问题，以及被广泛认为与之有因果关联的恐袭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包括劳工阶层在内所有英国人对欧盟的疑惧和排斥。

然而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整个英国的经济运作，不仅在外部上严重依赖欧盟市场——英国有大约45%的贸易是对口欧盟的；而且即便在英国内部，企业、商家也都依赖于欧盟员工。而以金融服务业立足于世界舞台的伦敦更对脱欧后的英国移民法律尤其敏感，担心对移民及起在英就业的诸多限制会导致其众多产业出现高素质、有经验人才的“休克”。有统计表明，目前在伦敦工作的来自欧盟国家的员工数量是英国其它地区的两倍以上。

这些生活、栖居在寸土寸金的伦敦金融城的空中飞人、金领贵族们，与散居于英国各地的“土鳖”白人，虽然生活在尽在咫尺的社区，但视野、利益诉求与立场完全不同。在此，笔者既无意于高举精英主义的大旗，批判英国“屌丝屁民”的“目光短浅”，也无意于站在所谓“人民的立场”/“民粹的立场”，批判精英阶层的傲慢与“何不食肉糜”。笔者想说的只是，作为一个有为政府，英国官方早就有责任、有必要采取切实措施，渐进弥合由于社会分工所带来的阶层分化，尤其是全球化给这种原本就已存在的分化所带来的放大效应。

英国和英国老百姓在这件事上吃亏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以脱欧为例，卡梅伦政府在明明知道多次民调显示，在英国赞成脱欧与反对脱欧的民众比例不相上下时，同时他本人也深知贸然脱欧给英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时，并没有履行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家的责任，去带领全党、政府积极的在民间从事沟通、协商工作，弥合不同党派和民众在该议题上的分歧，反而做起了“甩手掌柜”，以“民主的名义”把涉及到国计民生、国运民命的大事，轻易地交给所谓最民主、最正确的“公投”来决定。领导人、政府不敢也不愿意为国家的未来承担风险与责任，这恰恰是英式民主制度培育出来的领导集体最大的悲哀。这种浓黑的悲哀，不仅决定了英国当下在“硬脱欧”问题上的反复与纠结，在未来的岁月中，它仍将进一步消耗这个昔日帝国的余晖与能量，直到日落。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