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地区对中国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有许多新创举，如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投行建设，等等。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周边国家时也多次强调，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与此同时，中国还向周边国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活动，促进民心相通。尽管中国苦心经营与周边国家的朋友圈，但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误解、防范乃至敌视的倾向仍不同程度存在，出现了对中国“近而不亲”的现象。而且，这种态势还有固化和泛化趋势，任其发展有可能成为中国崛起的“负资产”，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周边国家对华“近而不亲”现象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通，具有开展全方位合作的天然条件，周边也成了与中国联系最密切、交往最频繁、利益影响最直接的地区。在政治安全领域，中国提出要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10+3”等诸多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已经同八个周边国家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经贸领域，中国已成为众多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重要投资来源地，周边国家也分享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在人文交流领域，中国与俄罗斯、韩国建立了人文交流机制，与蒙古、印度、俄罗斯、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组织开展了友好交流年活动，截至2015年底在亚洲开设了110所孔子学院和90个孔子课堂。此外，周边国家也是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的首选目的地。然而，这些热络交往表象背后的一个残酷现实是，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一直亲近不起来，出现了“近而不亲”的现象。

综合国内外多家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可度普遍低于非周边国家。根据中国《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舆情中心发布的多组数据，与远离中国的国家相比，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预期更消极。例如，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受访者中，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比例高于欧美非等大陆的“非周边国家”。而且，周边国家受访者倾向于认为，未来十年与中国之间将会是竞争或对抗关系。该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影响力全球调查”显示，针对“中国是否是一个好的邻国”的表述，周边国家受访者的态度相比前一年的结果有所下降，从2015年的3.13分降到2016年的2.92分，下降了0.21分。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对华好感度较高的周边国家是巴基斯坦（82%）、俄罗斯（79%）、马来西亚（78%）、印尼（63%）；而日本、越南对华好感度只有9%和19%；相距遥远的拉美国家对华好感度则普遍在50%—60%之间。一些国家在对华不信任的同时，还舍近求远，寻求美国的庇护。根据盖洛普调查数据，周边部分国家受访民众中，认为“一旦发生战争，美军会保卫自己国家”的比例超过半数的分别是：菲律宾（78%）、韩国（70%）、新加坡（57%）、日本（53%）。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民调数据受样本数量的限制，也许未必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但却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判断参考。在中国周边二十多个国家中，巴基斯坦、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对华态度比较正面，比较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并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作本国的机遇。而日本、越南、印度、韩国等国家则对中国的发展壮大感到担忧，“中国威胁论”在以上国家比较有市场。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是，在有些国家，政府与民间层面的对华态度相对分离，即政府高层对华友好，而民间则对华不友好甚至反感。这一方面是由于普通民众受信息来源渠道限制对华认知比较片面，对华态度情绪也容易受到媒体渲染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问题，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而导致“恨屋及乌”，最终中国成为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宣泄对象。

周边国家对华“近而不亲”的原因

事实上，许多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心态比较复杂，一方面希望自己国家能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带动自身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充满疑虑，希望对中国进行制衡。基于自身利益与安全考虑，这些国家便采取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骑墙战略，对中国“近而不亲”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美日等西方国家也一直防范中国影响力的增长，积极介入中国周边地区，成为影响周边地区对华态度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非对称状态

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在实力对比上存在非常典型的非对称特征。实力不对称导致中国与多数周边国家在利益和认知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非对称状态决定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致使许多中小邻国对中国产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是导致“近而不亲”的结构性因素。在非对称状态下，“大国可以轻松自如地行事，因为它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而小国则不管大国给予如何充分的保证，似乎总是紧张不安和将信将疑。大国有时或许会认为自己对小国很慷慨，但小国不仅不心存感激，反而还会有不必要的疑虑”。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流露出这种心态，“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希望新加坡更加尊重它。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但是，当我们做了中国不喜欢的事，他们就说你让13亿人不高兴了”，“中国的邻国希望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以避免自己成为中国的‘人质’。”除了对中国的发展存在担忧与不安之外，部分邻国还对中国有过高的战略预期。例如，在韩国看来，中国对朝鲜有很大影响力，理应可以约束朝鲜的行为，而一旦中国做不到，韩国便流露出愤懑和不满情绪。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历史问题

领土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也是困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核心问题。建国以来，中国通过谈判与一些邻国划定了边界，但目前仍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领土主权争端：在东北亚，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以及东海海域划分上存在争端，与韩国在苏岩礁归属问题上存在争端；在东南亚，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在南海岛礁与海域划分上存在争端；在南亚，中国与印度存在的争议地区有八块，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领土问题因牵扯到相关国家的民族情结，因而十分敏感，在媒体的渲染下，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容易出现极端化倾向。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变得更加焦躁不安，担忧在与中国的争端中处于劣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菲律宾、越南、日本、韩国、印度等周边国家民众对与中国领土争端表示担忧的比例分别是91%、83%、83%、78%、62%。除领土主权争端之外，中日之间围绕日本侵略历史问题的争端，都会在两国引发强烈的国民对立情绪。

三、美日等势力在周边地区的介入与离间

美国与日本对中国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始终抱有高度警惕心理，想方设法进行围堵与牵制，甚至不惜通过各种途径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例如，美日曾经高调地对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东南亚国家进行声援。“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美日如获至宝，叫嚣要向中国施压。即便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采取务实做法与中国就搁置南海争议达成共识之后，日本仍对南海局势的缓和心有不甘，欲敦促菲律宾尊重“仲裁裁决”。西方国家还利用其对国际媒体的话语垄断，在周边地区刻意丑化中国形象。许多周边国家由于财力、人力所限，其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大都采用西方英文媒体的报道翻译而成。受这些歪曲报道的影响，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普通民众怎能对中国产生好感？例如，“蒙古国的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采用美国或日本媒体的评论，其政治倾向性往往误导了蒙古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再比如缅甸，几家影响力较大的媒体都被日本控制，不管中国企业做什么都不会得到正面报道。而大多数山区的基督教会则长期受到美国的资助与影响。他们制造了有关密松水库会造成环境灾难的谣言，最终导致该项目被叫停。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差异。周边许多国家实行的是西方民主制度，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把自己视为“民主世界”的成员，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为“异己”。他们似乎更热衷去跟西方国家建立所谓的价值观共同体，而对中国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反应冷淡。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却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说明价值观因素不是影响周边国家对中国态度认知的核心要素。

化解“近而不亲”困境不能只靠公共外交

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对华好感度较高，而一些周边国家却对中国“近而不亲”，这是公共外交缺位的结果吗？其实不然，近年来，中国大力开展了对日本、韩国、东盟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外交活动。中国海外企业也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各种形式服务当地百姓的民生工作。中国与韩国还建立了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并从2014年起连续三年合作开展人文交流合作项目。

中国所开展的这些公共外交活动效果如何，它对提高目标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能起多大作用，目前尚无科学的评估。有学者分析了中国自2005—2012年对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的一手数据，以是否改善了目标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为标准，来考察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短期效果。结果显示，中国对俄罗斯的公共外交取得了短期效果，但对其他五国的效果却并不明显，对德国甚至产生了负面效果。而实际上中国在俄罗斯开展的公共外交在规模和力度上与在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并不占优势。也许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公共外交不是万金油，化解周边国家对华“近而不亲”现象，不能只靠公共外交。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一是主动与周边国家确定共同遵守的制度和规范，消解小国对大国的天然疑忌。周边中小国家主要担心的是中国强大之后，会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与邻国的争端？会如何塑造区域秩序？会不会威胁到自己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它们有这些安全关切也很正常，作为崛起国，中国也有必要作出回应。另外，中国要与周边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需要用规则约束彼此的行为，明晰各自的权利与责任。亚洲很多中小型国家也就不至于“担心中国可能想恢复几个世纪前的帝国地位”，“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属国”。

二是改变周边外交过度依赖经贸的做法，创造更多的软权力资源。目前，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手法是打经济牌，希望“以经促政”。但在现实中，周边国家会把“做生意”跟“交朋友”分得很清，况且这些国家还采用骑墙战略。而且，有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给他国造成压力和恐慌，彰显经济实力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与经济相关的因素都对民众的对华好感度没有影响，这提示我们或许需要对‘以经济促友好’的传统政策思维做出反思。”换言之，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软权力资源。因此，中国需充分挖掘软权力资源，彰显当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三是提出有别于西方传统思维的中国方案，与周边国家实现和谐共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诸多争端是导致周边国家对华态度消极的直接根源。这些争端不仅涉及国家利益，而且还牵扯民族情感。同时，由于地缘便利和经常打交道，中国与周边国家对彼此都非常了解，而且长期交往中还有许多不愉快的过往，成为塑造今天相互认知的历史参照。中国即使积极对周边国家开展公共外交，也不容易化解这些已经固化的负面情感，还可能引起更进一步的猜忌和反感。中国台湾学者石之瑜教授认为，中国对周边国家“公共外交的难点便是如何绕开霸权的国家利益与软实力理论，发展有邻邦当地特色的公共外交议程，找寻彼此固有的文化脉络中各自的思想习惯，建构有别于霸权论述的公共外交分析视野，直捣当地社群的深层忧虑。这便是当前公共外交在邻邦的重要课题。”基于此，中国应当超越权力政治思维，植根东方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与周边国家实现和谐共生，解决中国崛起的后顾之忧。

总之，周边地区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也是霸权国对中国进行围堵的前沿地带，双方围绕这一区域的争夺将更为激烈。而周边中小国家对诸大国采取的基本是实用主义外交，这些国家“骑墙”也在情理之中。崛起的中国需要扩大在周边地区的朋友圈，减少疑虑和敌对情绪。针对周边国家对华“近而不亲”现象，中国需要综合运用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手段。“多予少取”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也应当找寻与周边国家共同的命运之所系。只有这样，命运共同体建设才能水到渠成。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文章转自《当代世界》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