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东北亚秩序能确定的只有不确定，能预测的也只有无法预测。支配国际经济很长一段时间的新自由主义崩塌后，正出现与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相似的景象。英国脱欧与曾经的华盛顿政界边缘人士特朗普当选，便是由于政治没有克服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负面遗产而出现的自然结果。

让我们先观察一下英国脱欧现象。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英国的紧缩政策扩大了阶层差距。低收入群体、老龄层、低教育群体、居住在落后地区的所谓“经济弱势群体”大量出现，他们的政治诉求以投票行为呈现出来。第二，美国的单边主义与趋附于此的英国出兵伊拉克造成的“无意结果”，引发中东难民流入欧洲，随之引发英国的反移民情绪与种族主义。再来看一看特朗普现象。第一，这反映了美国中产阶层没落导致的政治危机。大力支持特朗普的阶层是低收入层、低学历层以及白人工人，从地区来看，主要分布在被称为美国制造业据点的中西部与东北部“铁锈地带(rustbelt)”。第二，在美国国际主义的弊害还施其身的过程中，出现了同时具有孤立主义与种族主义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美国优先主义下出现了美国劳动者优先主义。

这种不确定的国际秩序也将给东北亚秩序带来深刻影响。东北亚将出现“认同外交”。因为在东北亚秩序中，美国的领导力衰退，而个别国家的安保自主性提高，基于自由主义规范的地区秩序大大削弱。地区内开始出现“脱结构化(less structured)”安保体制，缘政治层面上的安全竞争加剧，正形成一种“围墙世界(walled world)”。最近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朝鲜的核开发与导弹试射，以及出现资源、能源与海上运输线竞争的原因皆在于此。

虽然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集中于中东地区，但很难说这是“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倒退。特朗普政府反倒会一边通过“强者的协商力”来要求让步，一边推行“以实力换取和平”的新亚洲管控政策。特朗普曾声称要将中国视为汇率操纵国，或主张有可能进行贸易报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并未形成统一货币秩序的状态下，这很可能向货币矛盾发展。如果特朗普政府真那样做了，则短期内可能是在协商中占据有利地位的战术性考虑，但从大局来看，也可能隐含着重新设计东北亚格局的深谋远虑。

也就是说，不论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它们在防止中国的势力扩张与地区权力转移方面目标是一致的。为此，美国首先欲在这一地区扩大自身干预能力，并削弱中国的影响力。第二，为了克服美国的危机，还尝试扩大对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影响力。第三，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沟通能力，向地区国家显示美国的存在感。这其实是表达了美国虽然承认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但并不承认其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美国例外主义。

不过，美国的这种“亚太再平衡”政策从起初就具有局限性，也没得到有效运行。第一，与冷战时期不同，这一地区的人员往来与物资交流扩大，相互依赖也进一步加深。第二，东亚国家也不愿参与到美国对华施压的战略联合之中。第三，美国无法有效筹措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部署所需的稳定资金。第四，美国外交集中于解决中东与乌克兰事件，错失了“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时机，作为“世界警察”的作用也减弱了。第五，美国外交失去了游刃有余的空间与弹性，只是在美国优先主义与传播美国价值观上比较积极，没能为整个亚洲的利益作出贡献。关键是中国也不会毫无异议地顺应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虽然中国尊重由强调主权、不干涉、自决权、大国优势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基于开放性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两者形成的自由主义体系，但中国也开始加强“中国式”外交，扩大“中国话语”和“中国精神”，并开始积极批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单边主义。

在这种状态下，东北亚地区的不确定性短期内还将持续。首先，2016年6月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的意义逐渐褪色。第二，曾与美国有过战争的越南对美呈现出温和的态度。第三，保持着历史上最好关系的中俄关系也出现微妙变化。俄罗斯已开始拉拢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试图对华开展“俄式”平衡。第四，地区内的竞争对手日本还招来美国、日本、印度、越南等国家，放大周边地区的“中国威胁论”，伺机扩大影响力，为安倍首相的长期执政做好外交部署。第五，韩国也在决定部署“萨德”后开始加强韩日军事合作与韩美同盟。可以说，这种东北亚秩序的火药库正是朝鲜半岛。更重要的是，朝鲜核开发的速度快于半岛无核化的速度，国际社会基于求同存异的解决之路也是步履艰难。在“强制外交”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南北关系无法找到对话的时机，朝鲜半岛问题的“再国际化”深化，正浮现冷战的阴影。

但可以期待的是，除了中美两国，东北亚国家也自知地区合作带来的利益大于地区冲突。与过去相比，所有国家都在更广泛的层面参与全球化，而且在制度的包容性和功能性上更深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中美关系至少不会在国际范围内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东北亚秩序不会在等待中自动形成。首先应将“亲、诚、惠、容”打造成实践外交，而非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另外，有必要在尊重各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扩大相互利益。

国际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的延伸，而人际关系的核心是信任。我认为信任意味着对方按照自身的想法行动，这种信任只有在通过长久交流、确保外交资产、并且具备求同存异的智慧时才可能实现。东北亚秩序已经进入非常不确定的时期。大局面之下应有大智慧，我们应警惕欲扩大差距而寻找自我认同的做法。如果执着于国家中心，就很难期待地区和平与共同体。我们还需兼顾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的新的外交想象力，这也应成为重置东北亚秩序的外交哲学。

(作者为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