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日前召开的马耳他欧盟非正式峰会期间公开表示，“美国政府换届在全世界造成的新地缘政治局势”是欧盟需要面对的“外部威胁之一”。美国从欧盟不可或缺的“盟友”竟变成与俄罗斯、伊斯兰极端主义并列的“外部威胁”，美欧关系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其对外政策的调整主要在于不再囿于“自由世界领导者”的称谓，而是强调“美国优先”。受此调整首当其冲的，既不是西方媒体恶意炒作的中国，也不是西方一贯敌视的俄罗斯，而是美国的盟国，首先是德国和日本。《日本时报》2月5日撰文惊呼，特朗普一上台，“首先痛揍的竟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盟友”。同日，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撰文称，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的口号，意味着它放弃70多年来它建立并维护的世界秩序，“美国的两个昔日敌人——德国和日本——将成为主要的受害者”，因为德、日这两个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都得益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

特朗普上台后调整对外政策，将矛头直指盟友，从其就职演说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强调“从这一刻开始，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们保卫了其他国家的边界，却拒绝保卫我们自己的边界。我们在海外花费了成千上万亿美元，而美国自己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我们帮助其他国家走上富裕之路，而我们自己的财富、力量和自信却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这番话再清楚不过地指向二战以后在美国大力援助下，并得到美国安全保护而经济得到恢复并日益壮大起来的德国和日本。上述菲舍尔文章也坦承，“战后德国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美国领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使德国不需要成为强权国家和拓展势力范围，也能很好地发展经济，提高影响力”。

特朗普这一不能再让盟国“占美国便宜”的思想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里根竞选总统时，特朗普曾写信表示支持，并专门提及这一想法。奥巴马总统时期，也曾多次批评盟国“搭美国便车”，而不尽相应的义务。这不仅仅是指盟国不履行北约立下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规定（德国迄今维持1.2%的水平），对美军驻防只承担不多的费用（德国只交35%左右的费用），而且在义务分担上也非平等。例如，德国一方面要求美国对欧洲境内的非北约成员国——乌克兰的安全出钱出力，另一方面它对北约在阿富汗等地的军事行动则以力避自身伤亡为前提“挑挑拣拣”。日本只强调日本有事时属《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而对美国有事时日本该怎么做却无明文规定。日本正是利用《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这一手段将美国拖入它与中国争夺钓鱼岛主权的旋涡。

扭转盟国“占美国便宜”的想法，在美政界、学界有相当广泛的认同。德国等欧洲盟国对特朗普上台惶惶不可终日，直至今日仍在抹黑特朗普，将“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反自由贸易”、“破坏欧盟团结”等罪名加诸于特朗普。日本安倍则为乞求特朗普承诺强化“日美同盟”而摇尾乞怜，丑态百出。其实，德、日等国这么做，说到底也是同特朗普一样，出于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而非真正关切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美欧同盟关系是二战后历史形成的。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要依托。对欧盟来说，美国从“盟主”演变成今日的“外部威胁之一”，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几十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欧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而逐步形成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华约解散，“共同面对外部威胁”这一美欧同盟关系的重要粘合剂随之逐渐失去作用。美欧双方都逐渐将自身利益前置于同盟关系。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了长期维持这一特殊地位，老布什政府制订“全力防止世界上再出现前苏联那样的、能挑战或威胁美国在世界上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全球战略，延续至今。这实质上开始把欧盟视为“防范”对象。与此同时，由于德国的统一、欧盟队伍的壮大和一体化的推进，欧盟的综合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它致力于与美国建立“平起平坐”的伙伴关系，改变过去“美主欧从”的盟友关系。德国也趁势不断推进将“欧洲的德国”转化为“德国的欧洲”。美欧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加剧。

进入21世纪，小布什总统主政时，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战争进行表决时，德、法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对美英提案投反对票，这在大西洋两岸关系中是前所未有的，引起极大震动。奥巴马总统就职后，提出所谓“无核世界”主张哗众取宠，在德国推动下，德、荷、比、卢、挪威5国公开发表声明，要求美国从欧洲撤走所有核武器（当时美国在德、比、荷、意、土5国仍部署有200多件战术核武器），将美国的军。对于美国试图将北约打造成“全球性军事组织”，德国带头反对。默克尔总理公开表示“我不认为北约是全球性的，它应该优先保护北大西洋友邦国的安全”，甚至提出“北约的军事行动应该受到联合国的管辖”。德国是欧洲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它长期以来带头不履行提高军费开支的规定。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在2011年6月告别北约的演说中，严词告诫说，“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存在着前景不说凄惨至少也是暗淡的切实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它在军事上变得可有可无”。2013年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叙利亚局势，德国又与中国、印度等国一起对美法等国提案投了弃权票。

不仅如此，德国还利用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并趁着法国国势衰落，积极在欧洲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德法“双发动机”下的欧盟实际上逐渐变为德国一家主宰，无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乌克兰战事、难民问题等事关欧盟各国的事宜，基本上是德国一家说了算。众多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受债务危机冲击最大的南欧国家，对德国再度在欧洲事务中颐指气使，更是敢怒而不敢言。特朗普批评默克尔在移民问题上“犯了灾难性错误”，欧盟成了“德国的工具”等等，实际上说出了不少欧洲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促使特朗普决意通过强化美英特殊关系，尽力遏制德国重新崛起势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奥巴马下台前出于个人和党派私利，动员默克尔再度竞选总理，以接替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引领自由世界”。他公开表示“无法寻找一位比默克尔更稳定、更可靠的伙伴”，而默克尔似乎也欣然接受奥巴马的嘱托。

特朗普一上台就盛赞英国脱欧，严批德国，唱衰欧盟，不是偶然的。他是在运用更加露骨的手法，为防止欧盟这个国家集团挑战或威胁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推进美国长期实施的“分而治之”的对欧政策。

欧盟现陷于内外交困。内部由于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长期无解，难民问题又促成员国争吵不休，经济形势更不容乐观，英国决定脱欧促欧盟陷于“生存危机”。欧盟确实正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特朗普的对欧政策更予其致命的一击，使欧盟内部反一体化思潮进一步高涨。即使今年包括法国选举不出现“黑天鹅事件”，欧洲形势也不容乐观。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日前表示，欧盟正遇到三大难题，一是包括特朗普新政在内的“外部威胁”，二是民粹主义思潮不断增长，三是民众对一体化日益失去信心。其实，这三大难题是密切相联，相互作用的，解决起来绝非一时之功。

欧洲局势正出现几十年来罕见的重大变动。美欧同盟关系也正面临历史转折点。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折射出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正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驻欧盟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