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亚洲国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从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英国选民选择退出欧盟）中，可以汲取什么教训。不幸的是，注意力没有放在正确的地方：地缘政治变化。

在大部分情况下，经济成为主要立论点：全球化尽管改善了总体福祉，但也对工人和产业造成冲击并加剧收入差距，导致焦虑选民投票支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另一个立论点认为，在加剧经济不平等性和造成发达国家政治动荡上，科技上的进步比全球化的影响更大。

无论如何，新兴国家的决策者都将不平等性视为主要问题之一，着力点围绕在促进社会流动性，唯恐全球化和新技术取代中产和劳动阶层，造成自身类似“特朗普”和“脱欧”的现象。对亚洲国家来说，政策药方是明确的：照顾弱势人口，为失业工人提供再培训和新就业机会。

当然，所有社会都应该关注最贫困的人群、实现社会流动性最大化，同时奖励企业家精神、鼓励人们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专注于这些政策无法解决民粹主义反动背后的群众不满，因为不平等性不是根源。感觉失去控制才是。

即使各国缩小了国内收入和财富差距，并确保人民有自我提升的机会，如今在全世界助长群众不满的力量仍不会消失。以美国为例，不平等性说法的典型例子是失业、年长、教育程度低下的白人工作阶层男性。许多人将特朗普的胜利归因于这些选民，但他们其实不是对选举结果影响最大的群体。

根据投票后的民调，特朗普赢得53%的白人大学毕业男性和52%的白人女性的支持（后者中只有43%支持希拉莉）；他赢得47%的18岁至29岁美国白人的支持，而希拉莉为43%；在白人大学毕业生方面，他也以48%对45%击败希拉莉。这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符合经济论描绘的典型选民。

与此同时，在年收入不到50万美元的36%美国人中，超过一半投票给希拉莉。在剩余64%选民中，选择特朗普和希拉莉的比例分别为49%和47%。因此，穷人更偏向于希拉莉，而富人更偏向于特朗普。这与流行的论述相反，特朗普的胜利不是来自对从经济阶梯上下滑的焦虑人群。

英国脱欧投票也有类似情况。“脱欧”阵营声称欧盟繁琐的监管和高昂的会费拖累了英国经济，这显然不足以构成对抗经济不平等和经济排斥的日程，投票结果也显示富裕商人才是支持脱欧的主力军。

此外，导致脱欧派胜利的街头情绪，并非植根于收入不平等或所谓的“1%”：感觉被排挤的穷人选民将愤怒发泄在其他同样被排斥的群体，特别是移民，而不是富人。根据伦敦市长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与公投前六周相比，公投后六周的“仇恨罪行”增加了64%。因此，收入不平等可能是脱欧背后的一个原因，但却不是选民最关注的课题。

让特朗普和脱欧支持者团结起来的，不是因为他们对不能从全球化受惠感到的愤怒，而是一种他们不再掌控自身命运的共同焦虑。收入不平等性扩大可能会加剧这种忧虑，但其他因素也可以，这就解释了为何各个收入阶层都在经历着焦虑。这些社会看得见的收入不平等性微不足道。

矛盾的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之所以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原因可能是不平等性总体水平其实有所下降。全球化最大的效应是让新兴经济体的数亿人民摆脱贫困。20世纪90年代，新兴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按市场汇率衡量）大约只有七国集团（G7）国家GDP之和的三分之一。到2016年，这一差距已经基本消失。

较低的国际收入不平等性，而不是个别国家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性，正给全球秩序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国家所提供的与新兴经济体所要求的之间的错配越来越严重。曾经主宰世界的跨大西洋轴心的力量正在消退，这些国家的精英和一般公民也因此有一种失控感。

特朗普和脱欧阵营吸引选民的方法，是提出跨大西洋力量有可能在迅速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夺回控制权。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地缘政治崛起，特别是亚洲，世界秩序必须实现新的均衡，否则全球动荡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减少收入差距可以帮助穷人；但是，在发达国家，这无法缓和他们的焦虑。

（作者柯成兴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嘉诚经济学教授，马凯硕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文章转自联合早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