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希望下一代创新和生产只在美国而不是全球发展。在11月21日的上任100天施政计划讲话中，他表示，“我希望下一代生产和创新都发生在这里，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美国，为美国工人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他承诺“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商谈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使工作岗位和工业重新回到美国”。

在此之前，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贸易进行了毫无忌惮的、通常是耸人听闻的攻击。他对中国极为排斥，指责中国“偷走”美国的就业机会。这一指责的根据是美国贸易逆差，为此，他希望通过把生产留在美国国内来消灭贸易逆差。他的贸易协议也将基于这一目标。

美国离不开全球价值链

问题是，把生产留在美国就能消除贸易逆差吗？生产有可能只在美国完成吗？

传统的国产货和以国为界的贸易平衡观念早就过时了。在当今全球贸易中，生产过程，也就是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融资、制造、最后组装到一站式方案的提供、营销和物流，通常牵扯到许多国家。国际贸易中大量产品如今被称为“全球产品”。

一架波音787飞机在全球66个国家生产，发动机、控制系统面板、机身、垂直尾翼和辅助电源在美国制造，前部机身、中央翼盒和轮胎在日本制造，发动机、机座、机翼防冰系统在英国制造，客舱门、起落架和电子制动系统在法国制造，中部机身、水平稳定翼和货舱门在意大利制造……波音公司能让这些全都回到美国吗？果真如此，美国就必须脱离全球价值链，重建飞机研发、供应和制造的完整链条，这需要若干年时间，而且肯定成本更高。要使之成为可能，美国必须对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提供的部件征收高额关税，反过来，这些国家会到世贸组织投诉这类举措，而美国必输无疑。结果波音将发现它很难在与空客的竞争中生存。别忘了，波音公司创始人比尔·波音的父亲威廉·波音可是1868年移居美国的德国人。难道美国应该拒绝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吗？

苹果手机是另一个例子。在美国的苹果公司有超过2000名雇员从事研发工作，日本和韩国提供占总成本60%的面板、触摸屏、CPU和DRAM，其他美国供应商提供占总成本约25.4%的无线通信、电源管理和核心电子装置，剩下的零部件由荷兰、法国和意大利提供。中国，也许还有越南和印度，完成只占总成本1.6-2.0%的最后组装。假设，下一代苹果手机的所有零部件和装置都必须在美国生产，最后的组装线也必须建在美国，但就算只有组装线迁到美国（非常不可能的方案），苹果公司也会继续从日本、韩国和欧洲进口零部件。如果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美国还是会输掉在世贸组织的官司。那么我们假设所有生产都回归美国本土，或者美国脱离全球价值链，这样一来，零售价就会大幅上涨，等于美国消费者被抢钱，而苹果手机会被它的竞争对手挤出全球市场，进而让美国国内损失更多的就业机会。

早在1985年，哈佛大学教授、里根政府的行业竞争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波特就在他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价值链”概念。2001年，杜克大学教授加里·杰罗菲提出“全球商品链”概念。2012年，世贸组织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合作，发表题为《东亚贸易模式与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的报告。新的衡量方式不再是海关贸易结余，而是设计、原材料、制造、组装、市场营销直至终端消费者这条供应链上各个国家的附加内容与价值。按照这种被称为“所有权法”的方法，美国跨国公司与全球价值链是密不可分的。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吸收了28.6%的美国商品出口，同时提供了36.6%的美国商品进口。在当年对全球7026亿美元贸易逆差中，有3858亿美元即54.9%是来自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消除贸易逆差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跨国公司退出全球价值链，而这根本不现实。

离岸生产与在岸生产取决于盈利能力

怎样确保新的生产在美国而不是在海外进行呢？回顾美国跨国公司近年的离岸业务可以令人深思。从2009年到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国内母公司的总资产从27.63068万亿美元增加到30.59769万亿美元，增加了21.5%。而它们离岸控股子公司的总资产从18.77526万亿美元增加到22.73435亿美元，增加21.1%，两边增长几乎同步。然而，国内就业只有小幅增加，从2293万增加到2333万，增长1.7%；海外就业却增长14.7%，从1.0794亿增加到1.2381亿。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离岸业务提供了更高的增值率，或者说是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

列表显示，2009年在岸每1美元员工薪酬可以产生1.63美元增值，相比之下离岸增加值为2.38美元，到2013年是1.90美元对比2.46美元。也就是说，用同样的劳动力成本，离岸业务比在岸业务创造了更多增加值。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强烈呼呼制造业回归美国却收效甚微的原因。如果特朗普总统真想让它发生，就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让在岸业务有更高的盈利能力。

抢走就业的是技术，不是中国

以上阐述有助于解释美国公司的全球贸易与生产格局，及其与就业变化的相关性。就业变化的另一个根本性原因是技术，而不是中国。

在所有中国对美出口当中，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为最大类别，占总额的35%。2013年到2016年，尽管进口不断增多，美国计算机和电子产业仍分别增长2.9%、5.6%、1.4%和4.4%，2016年10月的生产指数达到114.1，相比之下整个工业的生产指数只有104.3。然而，该行业就业人数过去12个月减少1.3%。生产率上升会导致就业下降，显然个中原因就是生产率的提高。2016年前9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类产品实际上还减少了85.1亿美元。

航空航天是美国享有最大贸易顺差的部门。2013年到2015年，其全球贸易顺差从750亿美元增加到825亿美元，增长10%。它的国内生产增长，但部门总就业下降1.6%。贸易顺差增多就业反而减少，原因仍然是生产率提高了。

美国基础设施投资与消费品创新

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机会众多。大规模的重建投资，或者说铁路、公路、桥梁、机场、发电厂的改造，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过去8年经济复苏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直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或者间接通过下游产业，都可以创造出可观的就业机会，这比打击进口更有效。

当选总统唐纳德·特纳普鼓励创新，包括消费品领域的创新，这是对的。在日本和欧洲，人们常常可以享受到日用消费品的新设计、新功能和新应用，如牙刷、电饭煲、空气净化器及其他家用电器，享受家用纺织品和家具使用的新材料。而在美国变化似乎不多。美国每年增加近300万人口，增加近100万个新家庭，这无疑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消费品代表大众市场，不断的创新和创造会带来新需求，进而带来新的生产和更多就业岗位。

（作者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