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的仰慕者和批评者可能都会同意一个观点：他是与众不同的。他在共和党内的坚定支持者纽特·金里奇说，他带来了一种“独特的，非凡的经历。”的确，在某些方面，比如他的名气和他信口开河的能力，特朗普是不寻常的。

但从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说，他并不特别：特朗普是西方日渐高涨的民粹主义热潮的一部分。从繁荣的瑞典到危机缠身的希腊，许多国家虽然国情不同，但都出现了民粹主义现象。在大部分国家，民粹主义的力量虽然在不断壮大，但仍是一个反抗运动；而在另一些国家，如匈牙利，它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不可否认的是，民粹主义已经几乎在全球各地都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民粹主义是什么？对于不同的群体它有不同的涵义，但其共同点是对精英阶级、主流政治和既有体制的怀疑和敌视。民粹主义认为他们是在为被遗忘的“普通人”发声，认为自己发出的才是真正的爱国之声。“数十年来，少数精英进行着灾难性统治，而如今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大胆地引入民意。今年四月，特朗普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在影响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人民都是正确的，精英都是错误的。”在今年的奥地利总统选举中，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以“奥地利第一”为竞选口号，他向曾担任教授的对手说：“你的背后有上流社会精英，而我有人民与我同在。”

从历史上看，左右翼都有民粹主义，如今左右翼民粹都在蓬勃发展，从伯尼·桑德斯到特朗普，从希腊目前执政的“左翼激进联盟党”，到法国的“国民阵线”。但今天的左翼民粹主义并不突出，也没有什么新意。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政坛里一直有极左势力在批判主流左翼政党过于市场化、迎合大企业。在后冷战时期，以美国的比尔·克林顿和英国的托尼·布莱尔为代表，中左政党向中间靠拢，给民粹主义留下了缺口。然而直到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个缺口始终是空着的。随后的经济衰退使美国家庭失去了上万亿美元的财富，导致西班牙和希腊等国的失业率攀升到20%以上并始终居高不下。在经历了这场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左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左派的政见与老左派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如今在许多欧洲国家，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比30年前靠近中间。以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为例，它不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要社会主义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那样强调社会主义。执政以来，它实行的市场改革和紧缩政策与之前的执政党相比，只有轻微的变化。“我们可以党”是西班牙版的“左翼激进联盟党”，在该国最近的选举中只获得了20%选票，如果他们上台，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和前者类似的位置。

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正在欧洲各国崛起。法国“国民阵线”志在挺入明年总统选举决胜轮。奥地利自由党今年就几乎赢得了总统大选，而且因为最终轮投票被改到了12月，它仍有上位的可能性。诚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已屈服于诱惑。西班牙近代史上曾受右翼独裁统治，对此类政党并不感冒。但德国，虽比其他国家经历过更多极端主义，仍然有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的选择党”。

当然，还有美国的特朗普。虽然许多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只是个特例，不代表更广泛更持久的政治议程，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政治学家贾斯汀·格斯特引入英国极右翼政党英国国家党的政纲，询问美国白人是否会支持一个致力于“终结大规模移民，将美国就业岗位留给本国工人，保护美国基督教传统以及阻止伊斯兰教威胁”的政党，6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支持这样的政党。因此，格斯特认为，特朗普主义的生命力将比特朗普更持久。

为什么是西方，为什么是现在？

要寻找新式民粹主义的源头，我们应遵循福尔摩斯的建议，尤其注意那些“不吠的狗”。在亚洲，即便是在日韩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也基本不存在民粹主义问题。而在拉丁美洲，过去几十年里，左翼民粹主义者把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国搞得一团糟，导致民粹主义总体退潮。

然而在欧洲，民粹主义不仅在各国稳定且强劲地抬头，而且它有着超乎寻常的深厚根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罗纳德·英格哈特和皮帕·诺里斯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计算出从上世纪60年代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本国的选票份额翻了一番，而左翼民粹主义则有超过5倍的增长。预计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议会中的平均席位份额将上升到13.7%，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平均份额将上升到11.5%。

这篇论文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经济衰退是政治变化的原因。今天人们思考政治的方式仍然没有跳出二十世纪左右两派的范式。左翼政党呼吁政府增加支出、建立更庞大的福利国家，加强商业监管。右翼政党则更青睐有限政府，缩小社会保障网络，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传统的投票模式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分歧，工人阶级选择中左翼政党，而中上层阶级支持右翼政党。收入通常是判断个人政治倾向的最佳指标。

英格哈特和诺里斯指出，几十年来，这种传统规律逐渐变得模糊。他们写道：“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法国、瑞典和西德，这种阶级投票已经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90年代的美国，阶级投票比例已经低得无以复加。”今天，你已无法通过某个美国人的经济状况，很好地预测他或她的投票偏好。个人对同性婚姻等社会问题的看法，是判断他或她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一个较准确的指标。英格哈特和诺里斯也分析了近几十年来党派内部的情况，他们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问题已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性别、种族、环境等相关的非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大大增加。

这种转变原因何在？又为何几乎仅限于西方世界？欧洲和北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各不相同，但它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经济停滞。尽管西方各国采取了多种经济政策，但经济增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都出现了明显放缓。虽然间或出现短暂的繁荣，但长期放缓是真实的。

是什么导致了经济衰退？在舍尔·萨默的近著《国家的兴衰》中指出，全方位的经济停滞必然有全面的缘由。他认为首要因素是人口问题。从美国到波兰，从瑞典到希腊，所有西方国家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问题。虽然程度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到，各国家庭规模都越来越小，新增劳动人口越来越少，退休人员越来越多。这对经济增长有着根本性的负面影响。

在增速逐渐放缓的同时，经济遭遇了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如今，全球化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而西方国家市场开放程度总体上是世界最高的。因此，货物可以很容易地在工资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制造出来，再运到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虽然全球贸易的增长总体上对经济有着积极影响，但具体下来却会导致某些部门苦不堪言，大量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面临失业或就业不足等问题。

信息革命是西方世界的另一大趋势。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新技术是否提高生产力。可以说，新技术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化，在淘汰某些工种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贸易。例如，谷歌和优步追求的新技术，将使无人驾驶车辆变为现实。不管这种趋势将带来什么益处，它对美国三百多万职业卡车司机来说肯定不是好消息。（《大西洋月刊》编辑德里克·汤普森曾在文中写道，目前美国男性最普遍的工作就是驾驶汽车、公共汽车或卡车。）

最后的挑战是财政。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负担。2015年欧盟的净债务占GDP比率为67%。在美国，这个数字是81%。高额债务虽未造成严重损害，但确实给政府的行动能力带来了限制。政府给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债务随之负担飙升。通往经济强势增长的安全路径，是对基建、教育、科学、技术进行投资，但因人口老龄化产生的沉重财政负担，这条路很难走下去。

来自人口结构、全球化、技术和预算等方面的限制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们的选择非常有限。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标本兼顾的整体改变才是明智的解决方案：增加投资，改进在岗培训，改革医疗保健体制。但这种渐进主义使许多选民深深地不满，他们想要更激进的解决方案，以及一名大胆果决的领导人。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越来越多人支持这样的领导人，即使他或她将破坏自由主义民主的制约和平衡。

从经济到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全球经济中的宏观力量，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政策有趋同倾向。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翼之间的政见差异巨大，左派寻求把许多行业彻底国有化，而右派则力图把政府逐出经济领域。80年代初密特朗刚就任法国总统时，他推行的明显是社会主义政策；而同时期撒切尔和里根试图削减税率，全面推行私有化，极力解除对私有部门的监管。

冷战的结束使社会主义在西方遭到了全面质疑，在克林顿和布莱尔主政美英时期，左翼政党全面向中间倾斜。虽然右翼政客至今仍坚持自由放任主义，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在权力层面，保守派已经向混合型经济妥协，就如自由派向市场经济妥协一样。这一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尤其明显。布莱尔和卡梅伦的政策存在差别，但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差异微不足道。特朗普的经济计划包括大规模基础设施支出、高关税和给予全职母亲的福利政策。他老生常谈地提出将大幅去监管化和削减税收，但实际上他的承诺与希拉里的方案相差无几，更别提他最终能实现多少了。

经济政策的趋同导致左右两派的关键分歧聚焦在文化层面。虽然媒体上众说纷纭，但对英国退欧、特朗普现象和欧洲民粹主义的研究表明，影响选民的主要因素是文化价值观而不是经济（如不平等现象加剧或贸易影响）。英格哈特和诺里斯发现，这一转变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以性别、种族以及环保为核心议题，并重视自我表达的后物质主义政治开始受到年轻人追捧。这些文化价值观挑战了权威和固有的制度、规范，引入了新思想，并重塑了政治与社会面貌。但同时，这种转变也产生了反作用。老一辈的人，尤其是男性，认为新生事物对他们珍视的文明和价值观产生了冲击，因此受到了心理创伤。这些人开始投票给保守派候选人，希望他们能阻止文化和社会变革。

在欧洲，保守倾向导致了新政党的崛起。在美国，这意味着共和党人开始更多地基于文化而非经济考虑投票。几十年来，共和党一直是个由“散兵游勇”组成的联盟，既有文化和经济保守主义者，又有外交政策中的鹰派。但随着克林顿领导民主党靠近中间派，吸引许多专业人士和白领阶级加入，这使得白人工人阶级感觉自己被越来越世界主义的民主党疏远，因而更倾心于在“三G问题”（即枪/Gun、上帝/God和同性恋/Gay）上坚持价值观的共和党。

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反对政府增税救市措施的右派政治运动以茶党的名义出现。在采访了数百名茶党追随者之后，西达·斯考切波和凡妮莎·威廉姆斯发表了一份综合研究报告，认为茶党的核心动机不是经济而是文化。针对奥巴马的恶毒敌意也显示，种族问题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也扮演了某种角色。

此后几年，华盛顿的主流保守派仍然主要关注经济事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最重要的金主们倾向于自由意志主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共和党与基层选民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特朗普的成功则将分歧置于台前。特朗普的政治天赋在于，他意识到了许多共和党选民对于自由贸易、降低税收、放松管制和福利改革等常规的政治承诺并不感兴趣，而基于文化恐惧和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则能在他们当中产生回响。

国家vs移民

不出所料，移民成了特朗普自始至终反复利用的重要议题。在同性恋问题等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上，即便是右翼民粹主义内部也存在分歧，很多人知道自己是逆势而行，因此极少有保守派政客会提出重新对同性恋定罪。但在移民问题上，民粹主义者始终联合在一起，对抗精英。

我们生活在大规模移民的时代，这不仅是种说辞，更是无可否认的现实。商品、服务和信息的全球化，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滋生了痛苦和排斥。如今，我们正在亲历人的全球化，这一现象将激发公众更强烈、更本能、更情绪化的反应。西方人已经理解和接受了外国商品、思想、艺术和美食的涌入，但即使在人口大量流动的今天，西方人仍不太愿意理解和接受外国人的到来。

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活动范围只在其出生地的方圆几英里内。然而近几十年来，许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大量涌入西方社会。2015年，世界上大约有2.5亿国际移民和6500万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欧洲接受了最多的移民，共计7600万人，这使得欧洲人极其焦虑。相较于不平等或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这种焦虑对选民的影响更深。日本却是一个反例，该国已经经历了25年的缓慢增长，它的老龄化速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但它却没有许多外来移民，因此也没有引发民粹主义狂热。

公众的焦虑程度并不与某国移民总数，或某地区移民密度直接相关。通过民意调查人们惊讶地发现，法国人相较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不太在意难民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而在过去十年里，德国人对穆斯林的负面态度大幅下降。

当然，公众的恐惧和移民速度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关联性。这表明该问题的关键因素还是政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界主流未能倾听和解决民众的担忧，新兴政治力量就会煽动恐惧和偏见，致使民粹主义抬头。相反，在自信、务实的政治领导下，某些国家妥善地处理了移民和融合问题，就没有遭受民粹主义威胁。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榜样，它接受了大量移民和难民，国内却很少有反对声音。

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者常常扭曲甚至捏造事实来支持他们的说辞。例如，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数已经多年呈现负增长。也就是说，非法移民问题不但没有恶化，反而呈现好转趋势。同样，英国退欧支持者也使用了许多具有误导性甚至完全虚假的统计数据来恐吓公众。

然而，我们不应仅仅把这个问题当作煽动者捏造的说辞，而不予理会。许多欧洲国家的移民数量的确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点。在美国，非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比例从1970年的不足5%，已增加到今天的近14%。尽管近年呈现放缓趋势，但美国确实存在非法移民的问题。在许多国家，移民管理和融合系统已经崩溃，但政府却拒绝采取相应措施，其背后原因或许是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又或许是因为官方担心落下冷漠排外的口实。

移民是全球化的最终形态，最具侵入性和破坏性，因为人们面对的不再是某种事物或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人——外貌、语言、行为与当地人存在差异的人，因此可能导致恐惧、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当然全球化的反作用并非一无是处，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变革的步伐太快，社会就可能无法消化。由于我们太迫切地拥抱改变和创造性毁灭，往往忽视了那些生活被打乱的人们的感受。

西方社会必须关注文化变革所过快所造成的危险，可能需要对移民比例和类别加以限制，也应该花更大力气做好移民的融合与同化工作，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社保安全网。大多数西方国家需要大幅加强政府、企业、教育机构的协作力度，为全体失业工人提供再就业培训。另外，西方国家也需要向公众说明移民的真相，用事实打消恐惧。但说到底，最不可或缺的还是开明的领导人，他或她不可迎合人性中的恶，而要引导善。

我们终将跨越移民这道槛。移民问题存在巨大的代际分歧，年轻人对外国人的焦虑或恐惧是最少的。他们明白，生活在多元的、充满活力的国家，有利于他们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充实自己。他们认为人本应生活在一个开放互联的世界，这才是他们追寻的未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确保这条通往未来的道路不会过于坎坷，引发倾覆性灾难。

（作者为美国《时代杂志》主编，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