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面临根本变化甚至更根本挑战的时期。但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对改革形式的歧义，导致该地区迎接挑战的环境日趋复杂化，上述分歧包括地区和各国社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变革形式。

国际社会无疑应在支持地区社会和经济改革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协助政府找到推进必要改革的意愿和途径。但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人自己要采取前瞻性视角思考自己面临的挑战，并学会主导自己的命运。

2011年阿拉伯之春革命的爆发让这个问题变得十分明确。尽管区域内人口变化已经带来了重大改变，包括快速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失业人口激增，但抗议的爆发仍然令许多中东和北非国家措手不及。阿拉伯青年是要求变革的主导力量。此外，促成变革的还有带来信息解放和促进普通民众交流、并从根本上瓦解了许多政府对知识和联系方式垄断地位的全新数字技术。

但破坏性运动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阿拉伯政府及社会无力有效地管理席卷地区的变化，以及他们过度依赖外国势力来保障安全问题。很多国家政府变得日益僵化，并迅速被它们无法控制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力量所超越，并且多年来的事实表明，政府不能也不愿适应任何改变现状的趋势。这也反映出许多政府国内和地区政策的核心内容，甚至并非出自他们自己之手，而是出自某些域外势力。

为逐步采取更有效、更主动的治理形式，中东地区国家需要创造重新分配权力和促进合作的空间，推进真正的政治和民间社会倡议。中东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太过复杂、太过根深蒂固，乃至自上而下的孤立政策方案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必须挖掘阿拉伯社会的创造力。有些国家需要经济和社会支持来营造必要的国内环境，而另一些国家则需要解决一直悬而未解的地缘政治问题。

以突尼斯为例，地区外很多人将该国视为近期最令人瞩目的成功案例。可以肯定，突尼斯各派政治势力为打造可行的治理结构，而时常相互妥协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但国内社会和宗派矛盾却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突尼斯政治。突尼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民众都对新的安排感到满意。

为国家、市域乃至部族领导创造参与政治的环境，对中东地区的动荡国家尤为重要，其中一步必须是限制可以用来挑战合法政府权威的武器销售交易。举例而言，在利比亚成立正常运作的政府无疑需要国际援助，包括由联合国、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组建联合部队，以及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突尼斯之间制定协议监管和控制边境及海上通路。

埃及国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社会政治转型。由于缺乏政治妥协的文化，2011年中央权力机构的瓦解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埃及现在必须就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根本游戏规则，恢复以宪法为基础的广泛共识，要求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各利益相关方，表现出考虑全体民众合法需求并达成协议的真正诚意。为推动局势取得进展，埃及人应当设法利用新技术，确保所有选民都参与决定改革进程的辩论。

叙利亚已经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这场灾难还看不到尽头，叙利亚问题以最严峻的方式考验着地区的妥协和协调能力。因为冲突背景太过复杂，不允许哪一方取得压倒性的军事胜利。就连美俄等现在卷入叙利亚问题的大国，也无法靠一己之力完成向和平的过渡。

当然，美俄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制裁、军事力量或政治说服来指导重塑政治和军事格局。但任何可行和持久的叙利亚和平都需要大量相关方的合作。具体来讲，这需要美俄、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以及叙利亚反对派和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政权的支持者之间达成某种多维度交易。

全地区显然需要广泛合作，因为问题根深蒂固，不能以简单、快速的方式彻底解决。除非全体民众都接受久已被遗忘的妥协艺术，并着手启动协商一致的国家建设进程，否则生机勃勃的和平社会永远无法在中东地区建立。这无疑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政府决定自己的命运，并阻止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冒险主义。

国际社会应采用三管齐下的办法，协助解决中东面临的无数难题：首先是要强化中东国家的管理制度，并促使其走上自给自足的正轨；其次要无条件地保留和尊重该地区的民族国家制度；第三要开展协调一致的工作，结束地区暴力并创造条件促成新政治进程的开启。

流血、分裂和绝望埋下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种子。在中东和阿拉伯社会内部及各国间建立共识、达成妥协和合作，必须成为将这些破坏力量彻底赶出我们生活的标语。

（作者纳比勒·法赫米Nabil Fahmy是埃及前外长，曾任埃及驻美日大使，现任美国大学开罗分校（AUC）教授，文章转自Project Syndicate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