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适时推出，其实质是试图维持或者重新塑造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商业体系和贸易环境。“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立意上并没有错，但在推行过程中必须把握度和技巧。首先，明确定位，政经分开，避免泛战略化。其次，务实与务虚分开。务实方面，尽可能缩小“一带一路”倡议的覆盖范围，企业先行，精耕细作，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务虚方面，则恰恰相反，应扩大范围，学术先行，增强调研。再次，正视安全困境，摒弃绝对安全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实现并加深彼此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安全也一定是各国共享的安全，而非一国对他国的压制性安全。第四，增强战略定力、坚持和平道路。“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构出足够强大的“软实力”，吸引其它国家拥护并主动加入。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什么？就目前来看，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种解读，例如“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论，实现“中国梦”论和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制论等。这也说明目前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本文认为“一带一路”的实质从“改革开放”的逻辑来看，应该是维持并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商业体系和贸易环境。

1、“改革开放”的成功逻辑

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勤劳致富”观念，认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只要不懒惰，就一定能够富裕起来。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在既定条件下，勤劳致富的边际效应是快速降低的。事实上，千百年来中国勤劳的老百姓相对于同时期的欧洲人并未表现出突出的富裕程度。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所做的研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在宋明时期，即10-15世纪期间，略高于欧洲，其它时期都低于欧洲，进入18世纪即近代以来便远远落后于欧洲。中国古诗中描绘的社会场景也并不支持勤劳致富的现实，例如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就写到“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真正的财富创造有赖于一整套健康完善的分工、流通和交换制度或规范。这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在财富的创造中，商业流通，即交换和贸易，可能比单纯的劳动更为关键，因为只有正常的商业流通才能促进社会分工，刺激生产，并实现交换方不同的比较优势，不断创造出新的商品和服务，增加社会财富。事实上，尽管中国人深信勤劳致富，但现实中是要么很多劳动都被无效浪费，要么被大量闲置。这两种情况都曾广泛存在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方面农民在为生产队集体干活时，存在大量“磨洋工”现象；另一方面在农闲时会出现大量闲置劳动力，集体靠在墙根下晒太阳“侃大山”经常是农村的常态。因此，我们看到此时的中国呈现贫穷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现象，发展的潜力并未激活。

然而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开始了中国长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并在这期间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大量社会财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变得比以前更加勤劳了，而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性转变创造出健康的经济结构。我们谈“改革开放”往往笼统地理解为“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并打开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但并没有追问一些关键问题，例如：“什么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怎么改？”以及“谁开放？向谁开放？”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改革”，毋庸置疑是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和历史经验可循。可供借鉴与参考的唯一经验在哪里呢？在西方。因此，改革的一个重要导向性任务是“向西方学习”。

同理，“开放”也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的中国打开国门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同样重要的是西方也打开国门对我开放，允许我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这是改革开放能够获得成功的另一半逻辑。只有这样，即双方开放，我们才能够顺利接触到国际原材料市场、消费市场和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以及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发挥比较优势，把长期闲置的大量劳动力转变为不断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巴西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卡多佐认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因此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关系来服务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独立发展道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路径，其本质是欧美资本来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然后销售到欧美市场。正是这一路径打造出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实是不断融入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从边缘到半边缘，向着核心不断努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地位和份额。这期间既有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有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我国接纳的因素，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充分体现在我国从努力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到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个过程中。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访美期间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2、“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动力

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当初愿意接受一个曾经的“革命者”和长期的“挑战者”中国呢？事实上，自从中国先后放弃“一边倒”的亲苏反美政策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既反美又反苏政策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与目标之一。直到2002年即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共十六大报告依然在坚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西方对中国的接纳大概主要出于两个因素。一方面，中国巨大的人口优势代表了无限的发展潜能和市场空间。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可以使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与竞争，有助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实现互惠互利，创造财富，符合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启动的全球化逻辑。换句话说，西方有利可图。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希望经济上的联系、深化和成功，最终能够从政治上改变中国。笔者2005年在英国读书期间，广泛接触到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必将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权力的分散化，最终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西方所期待的民主化。

然而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出现了问题。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单一国家经济体，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越来越强，欧美市场也趋于饱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华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被逐渐取消，轻易获取高额利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非但没能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而增强了其合法性和统治地位。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被描绘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之一，也因此被国内外的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共能够长期执政的基石之一。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和抵制情绪越来越强烈。

在中国看来，最为明显的表现无疑是来自美国的两项战略性政策规划：“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重返亚太”。前者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排除中国的区域一体化贸易体系。新制度和规则的引入可能会架空目前依然使中国受益的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一系列非关税贸易壁垒，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奥巴马在2015年4月17日的一次采访中为TPP辩护说：“如果我们不能塑造使我们的商业和工人在市场上参与竞争的规则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制定有利于中国工人和中国商业的规则。”2016年6月27日，美国中美关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更是明确指出，TPP就是针对中国的，美国要敦促所有亚洲伙伴国批准该协议。因此，中国目前面临两种不同速的全球化，西方想要另起炉灶。换句话说，TPP一旦成功很可能会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一起剥夺中国继续参与全球化的权利，从而永远将中国置于国际贸易与竞争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后者则具有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针对中国崛起的明显的遏制意味，是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洋上不断发生外交纠纷与军事对峙的背后因素。2012年版安全战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曾明确指出，鉴于“中国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具有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经济和安全的潜力，”美国制定并推出“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美国希望通过强化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推进TPP、TTIP等手段，不断增强本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存在，以确保其作为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稳定主宰者的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出现巨大而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以巨额投资为代表的刺激性政策，提前透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挤压了未来的发展空间，造成资源的无序开发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同时导致过剩产能急剧扩张，短期内推高了我国的整体负债水平，推延了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会窗口。传统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呈现边际效应快速递减现象，给经济发展形成明显的下行压力。中国迫切需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新的国际投资、生产和消费市场，即“走出去”。

3、“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

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适时推出，其实质是试图维持或者重新塑造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商业体系和贸易环境。一方面，中国希望通过大规模资本、项目和技术输出，强化与其它国家的贸易关系，打造中国版的区域一体化模块，避免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12-2015年进行的一项贷款实际利用情况研究表明，70%的海外贷款都附加了前提条件：至少一部分资金将用来采购中国的设备和雇佣中国劳动力。同时，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所实施的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努力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模式复制到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而增加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就像三十年前西方国家在中国所做的那样。尽管尚无充分数据能够证明其它国家也能够实现类似的增长，但既然三十年前西方国家能够在中国培育成功巨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能将这种努力在其它国家地区尝试一下呢？中国希望与世界上更多国家在全球化或区域一体化的路径上分享发展的成果，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也秉承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以来对国际秩序的新观点，不再寻求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风险

作为一个宏大的计划，“一带一路”倡议被赋予了过多的热情、意义和期待，几乎涵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艺术等所有行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目前中国从上到下、从西到东、从经济到艺术的各行各业都在热烈讨论，甚至炒作这样一个新概念，并试图将所有项目都尽量与之建立联系。这反而模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削弱了其推行的效率。即便按照目前商务部最小范围的定义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也包括65个国家：东亚的蒙古，东盟10国，西亚18国，中亚5国，南亚8国，独联体7国，中东欧16国。这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变得无比庞大，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很难实现高效率的投入和产出，反而非常容易沦为“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式的试错行为。“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1、战略谋划拖累市场经济规则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时往往存在强烈的政治性指令倾向，附加了诸多战略上的意义。这给“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和实施带来极大的道德风险。如果项目的落地不是基于成本收益核算，而是某种政治决定的“国家投资”，那么失败的学费永远交不完。目前国内存在一种不健康的氛围，把“一带一路”倡议炒作成举国动员、不惜一切代价执行的“神圣战略”。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也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违背。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

委内瑞拉的高铁项目是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型失败案例。技术上来讲，一个国家想要建设高铁至少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人口众多、资金雄厚、电力充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铁能够实现盈利。然而，在2009年中国同委内瑞拉签署高铁合同时，委内瑞拉一个条件也不符合。所以该合同的签订显然不是出于经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其失败也几乎早就注定。所以，“一带一路”倡议若想获得成功必须严格遵循商业规则，绝不能做“赔本儿卖吆喝”的国家冤大头。

国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泛战略化”和过度热情已经给一些原本非常有前景的项目带来消极影响，例如中泰铁路的合同签订就经历了一波三折，至今依然无法尘埃落定。泰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不但在政治上处于东盟国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地理上能够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陆上和海上运输的连接点。同时，中泰铁路项目本质上具有互利共赢的商业属性。但是中国势在必得的战略性解读，不但容易引发泰国国内和其它国家对该项目真实目的的猜忌，而且提高了泰方的谈判筹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历经10年协商之久的中泰铁路最终在2015年12月19日奠基，尽管由最初的高铁方案改为中速铁路方案，但依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标志性项目。然而，不到四个月后的2016年3月25日，泰国政府突然变卦，出于对贷款利率等因素的考虑，泰国决定自筹资金投资中泰铁路项目建设工程，不再向中方贷款，同时将高铁改为大幅度缩减原规划路线到三分之一以内。泰国交通部长对此曾表示，中泰铁路合作项目是连接该地区的一个重要政府间项目，也是为了纪念中泰两国建交40周年，“这正是我们为何对中方说，这是一个友谊项目，所以不要赚取任何利润。”尽管波折与反复在商业项目的实施中非常常见，但即便最后中泰铁路能够最终建成，经过修改后的路线也无法与中国的铁路相连，原先的所有战略性假设也将不成立，其经济价值也将严重缩水。

2、对地缘政治风险重视不够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谋划中，很多学者和媒体人士过于沉醉于对雄伟蓝图的描画，反而对明显的地缘政治风险视而不见。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项雄伟的蓝图都会毫无例外地引发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因此，一项能够使各方获得“绝对收益”的项目未必在现实中能够顺利实施，因为很多间的博弈往往更注重“相对收益”。“一带一路”倡议的陆海两条路线都穿越地理上的“破碎地带”，突出特点是大小国林立，民族宗教文化繁杂交汇，历史包袱沉重，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地缘政治风险极高。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样板，中巴经济走廊的谋划太过于自信，忽视了地缘政治的影响。一方面，南亚地理环境存在诸多脆弱地带，历来是东西方商人或入侵者觊觎的战略目标或通道。这大大破坏了该地区寻求安全与稳定的努力。一波又一波的入侵者使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流动性很强的文化有机体，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在这里交汇。地理与文化上的破碎状态使得在该地区很难出现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一的中央王朝和确定明晰的国家边界。甚至在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很多地方依然是宗教极端势力、地方军阀和山地部落的领地，无法实现一国内部的政治统一。这种情况导致该地区成为域外大国进行势力角逐的重要场所。同时，反过来，很多国家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外部大国的支持。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内部存在诸多地理和文化上脆弱性，极易被外部势力渗透和利用。这种外部势力，既包括周边和域外大国，同样包括各种极端势力。因此，中巴经济走廊要想获得成功的话，投入必须非常巨大，以压制各方势力的反对，或与其达成妥协。另一方面，中巴经济走廊穿越与印度存在领土争议的克什米尔，已经遭到印度的强烈反对。2015年5月31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斯马-斯瓦拉杰（SushmaSwaraj）就指出，莫迪总理在访问中国期间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同时，印度政府还召见中国大使表示反对。事实上，早在3月份，巴基斯坦就在俾路支省拘捕了一名疑为印度情报机构‘印度调查分析局’(RAW)的间谍，认为印度在该省支持分裂叛乱活动。2016年4月12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拉希勒˙谢里夫(Raheel Sharif)在瓜达尔召开的有关“中巴经济走廊”影响的发展会议上表示，中巴经济联盟的意义已在该地区“惹来非难”，“在这一背景下，我必须指出，我们的近邻印度，已公然挑战这一发展倡议。我要特别提及印度的情报机构印度调查分析局公然参与破坏巴基斯坦的稳定。”由此可见，如果中巴经济走廊不顾忌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印度将非常可能利用巴基斯坦的脆弱性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建设一个地区很不容易，但是破坏起来却非常容易。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样存在类似的地缘政治风险，特别是我国想要争取的一些关键国家，例如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都与我国存在领土主权或海洋权益争端。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存在较深的依赖，但政治上依然存在对华信任赤字，所以安全上多依赖域外大国的支持。近年来南海愈演愈烈的岛礁争端无疑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趋势，而美、日等域外大国也对此积极利用，以削弱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

“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自由主义路径，希望通过增强与沿线国家的深度一体化合作来加大各国的“绝对收益”。然而，安全问题往往涉及的是“零和博弈”，是现实主义路径。目标和路径的差别增加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也加大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想目标和现实可能之间的距离。

3、缺乏统一标准

在资讯高度发达、民权意识不断觉醒的今天，纯粹的商业活动已经很难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因此，有远见的企业往往在其商业活动中融入符合现代理念的价值观，以谋求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由于过于宏大，具体项目的设计和推进可能涉及多家企业，缺乏统一的符合现代理念的标准和价值观。

在绿色环保方面，我国企业大多缺乏具体而统一的标准、措施和指导计划，导致很多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不断遭遇环保机构或民间团体的阻挠和抗议。2015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蒙古达成协议，投资蒙古多座水电站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向蒙古方面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以开工建设埃金高尔水电项目。然而该合作项目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2016年6月被以生态理由而冻结。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总经理谢尔盖·茨普料纳克对此透露说：“这条河是贝加尔湖的主要水源，而贝加尔湖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对该项目进行评估，在得出结果之前，该项目将会被冻结。”

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较少体现民主、公开和透明原则，也不太注重对少数族裔经济、宗教、文化权利的尊重，极易引发当地民众的集体抗议和杯葛。中国企业“走出去”非常习惯走“上层路线”，注重维护与目标国中央政府层面的关系，对基层情况往往缺乏必要的调研、征询和利益分享机制。这导致中方投资者要么无法得到与沿线环境和社会风险相关的真实信息，要么是信息严重滞后。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的搁浅和巴控克什米尔连续爆发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民众抗议，既与外部势力介入有关，也与中国企业没能对当地民众的正当权益做出积极回应有关。受米松水电站影响的克钦族和中巴经济走廊影响的吉尔吉特人在两个项目的设计和推进过程中都有被忽视和相对剥夺感，因此以各种理由加以反对。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立意上并没有错，但在推行过程中必须把握度和技巧。首先，明确定位，政经分开，避免泛战略化。讲战略意义不等于可以忽视商业利益，如何能既实现国家战略，又具备商业价值，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意义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维护并塑造对我国有利的国际商业体系和贸易环境，其政治上的战略利益体现在经济利益的维护与实现之中，所以切忌为了所谓的战略利益，制造一些伪命题，不计成本地进行投入。否则便是缘木求鱼，不但无法实现既定目标，反而陷入地缘政治的斗争漩涡中。

其次，务实与务虚分开。务实方面，尽可能缩小“一带一路”倡议的覆盖范围，企业先行，精耕细作，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资源都是有限的，目标范围越大，平均起来获得的投入就越小，效率就越低。因此，国家必须考虑成本，企业必须考虑利润。“一带一路”倡议应为连通“市场”而服务，而非为“连通”而连通。务虚方面，则恰恰相反，应扩大范围，学术先行，增强调研。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不仅存在诸多刻板现象，而且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多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忽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借助“一带一路”的概念，加强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更好得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再次，正视安全困境，摒弃绝对安全理念。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就是其它国家的绝对不安全，因此安全困境的存在一定会导致所有国家采用各种手段来抵制和破坏任何国家试图实现绝对安全的努力。绝对安全并不存在，也无法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实现并加深彼此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安全也一定是各国共享的安全，而非一国对他国的压制性安全。

第四，增强战略定力、坚持和平道路。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告诉我们，武力不可能征服世界，但是具有竞争力的商业可以。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对抗与封闭无法实现中国的复兴；相反，合作与开放可以实现这一点。世界和平是我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一带一路”成功的前提和基础。在和平时代，国家间的角力与博弈依然存在，但更多地体现在战略定力上，比拼的是外交智慧和技巧，而不是蛮横。强硬虽然容易在国内赢得喝彩，无益于解决问题，甚至恶化局势。我们不可能强迫别国遵循我们提出的秩序，唯有靠吸引。所以，“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构出足够强大的“软实力”，吸引其它国家拥护并主动加入。而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文化仅仅是软实力的来源之一，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因此国家在建构和施展软实力的时候，外交政策既要注重实用技巧，又要体现出价值观。国际关系中的主流价值观无疑首推对国际法的尊重和信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以国际法来约束我国的自身行为和方式，可以大大增强行为的可预见性，对外可以削弱安全困境，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对内可以缓和民族主义情绪，培育民众的理性思考能力和成熟大国心态。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盘古智库研究员，文章转自盘古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