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砖国家崛起减轻全球治理格局失衡

新世纪以来，美国经过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冲击，依然是诸强中的一超，但独霸能力和国际影响相对削弱，全球战略重心匆忙向迅速崛起的亚太补强加固。另一方面，中国引领新兴市场国家较快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过去10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按汇率计算，预计2028年中国GDP将超越美国，印度、巴西分列第三、第五。再加上，西方经济走入长期低迷，热点地区持续动荡，国际难民潮涌，使美无奈松卸部分责任以维系全球秩序、拉帮分治以“修正”其感觉吃了亏的“全球化路径”。

美率G7（七国集团）邀金砖等12个新兴大国共组G20（二十国集团）平台以应对空前金融危机与经济困局，属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最大量变。金砖等新兴经济体在美主导的全球化和治理体系中体量崛起，为与发达国家合作提供了较前平等的条件。但综合实力和治理能力落差仍在，全球治理格局尚未质变，离治理机会、规则、权利平等和责能匹配还有相当的路走。

刚闭幕的金砖国家果阿峰会及其发表的《宣言》表明，成员国将继续深化紧密伙伴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共同立场，发出共同声音，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全球治理更加完善，国际关系更加民主。金砖国家整体作用逐渐加强，已成为推进全球化和完善全球治理的新生和重要力量。

二、金砖国家积极支持和渐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近一轮经济全球化中，金砖国家尤其中国，属美西方主导、尚可弹性演进的国际体系的明显受益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建设者和渐进改革者。维护、建设既有体系秩序并推动其渐进完善，是在原有炉灶上添柴加锅增屉，酝酿成就共识，推促多方各方同行。

（一）在国际体系的政治安全领域，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制有利于主要大国协调而不对抗。金砖国家整体力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最多边的政治安全秩序，同时认为需要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改革，使之更有代表性同时也更有效力和效率，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以应对全球挑战。实际上不支持日本等“四国集团”有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的方案。

美强调其“领导世界一百年不变”，欲靠炫耀武力充当“执法警察”。针对美借力军事同盟和拉帮离岸制衡的做法，金砖国家主张建立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各国协调行动和多边集体决策，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遵守国际法原则与规则的相互关联和完整性，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建关系民主、多极化的世界。

金砖峰会近年正式纳入政治、安全议题，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境遇给予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西方的地缘外交施压。但加强之间经济伙伴合作和国际治理协调，仍是金砖机制不断巩固和深化的基石和前提。

（二）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合作机制中，金砖国家提出，G20不仅是G7界定的首要论坛，也是主要论坛。

通过G20，金砖等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全球经济体系弹性演进达成和坚持以下共识：支持以份额为基础的、强劲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赞同该组织份额调整提高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以反映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支持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并探索扩大使用SDR；合作审议世界银行股权事宜。虽然，对于支持趋向消弱美元独大地位的探索，美当下可能是言不由衷。

双方还承诺推动新的和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全方位合作，支持和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新的和未来的国际金融机构在治理、环保和社会领域的高标准。

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繁荣时代受益过美元独大的金融体制，但当下，当然对美等重要发达国家的某些政策产生外溢效应，会对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产生不利影响，以及美一度拖延批准IMF份额改革方案表达强烈关切。设立应急储备安排和基础设施建设银行是金砖国家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两项“补位式改革”。金砖新开发银行还含有寻求在金融机构治理制度中消除等级性的新尝试：股东为等额出资的发展中大国，无单国否决权。

三、金砖国家与美全球经济治理竞争增长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催生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目前，该分工格局大致成型，现有的以边境开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制度红利基本释放。为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需要，全球经济规则势必要从以往的“边境开放”为主向“境内开放”、从商品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引领深入转变。金砖国家实力提高，相对弱化了美对WTO框架下全球贸易规则的主导和管理权。美认为现有WTO机制演进效用已失，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步伐缓慢、亦不如意，更不能接受RCEP（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无其参予，故另辟蹊径，力推TT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下一代WTO的先行和加强版，试图通过新保护主义，将现有WTO和RECP甚至APEC边缘化，重新强化其在全球和东亚地区经济中的领导和管理权，同时也想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防范新兴大国进一步崛起。

面对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趋势和某些“逆全球化”动向，金砖国家倡导构建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避免后者的区块化和封闭化，帮助发展中国家及中小企业融入并获益。支持WTO作为基于规则、开放、透明、非歧视性和包容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基石的中心作用。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双边、地区和多边贸易协定，重申这些协定应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中印等积极参与东盟发起的RCEP谈判，中俄等提倡TPP、TTIP等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透明、开放和包容，不引入排他、歧视性条款及标准，从而与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作为唯一霸权或“世界领导”国家的美国，将来在批准TPP后，若不调整创建时的排他方式，不克制地缘安全防范的不当焦虑，不像协定多数成员国一样真心兑现“欢迎中国（等新兴大国）参加”的立场，将难履行其继续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责任”，也不符合其自己和其他签约国的根本利益。中美气候合作中贡献的多元共生、合作共赢的路径，应扩展为金砖国家与美西方在全球治理中竞争性合作中的主流理念。

四、金砖国家推动经济治理规则平衡演进

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规则正在酝酿和形成中。金砖国家需要在全球经济规则重塑和制定中拥有与其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发挥应有作用，使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的走向更加中性化，为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争取更优的制度环境。

（一）强本固基，扩大博弈周旋空间

单纯的经济比重和军事力量，不会直接转化为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机构的谈判力或对全球治理制度的影响力。在经济贸易领域，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独特的竞争优势，会提升新兴国家的谈判地位和回旋空间。只要自身强大，市场引力足够，就会有生意做，东方不亮西方亮。

当前，金砖国家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对外经济合作水平明显落后于TPP和TTIP倡导的自由贸易规则。必须加速自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支持企业在更多附加值上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向高端移动，包括预留政策空间促进工业发展，提高整体竞争力，才能跟上未来全球化的新标准。而且，设制新规则也需更多的硬软实力和监督力。G20杭州峰会表明，一国先能解决其内部发展问题，才能为他国提供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和路径，从而推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上凝练共识。

金砖5国数量不到G20内12个新兴大国的一半。两年前有限扩容南非，弥补了代表性的大洲欠缺，亦未影响机制奠基和夯实。若干成员急于“争常”心结，或致金砖一时难再扩员。今后，金砖机制若要壮大力量和扩大代表性，提升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或需跨越扩员门坎。相信机制能通过继续“扩大和巩固金砖国家‘朋友圈’”等妥善方式，携手更多新兴经济体伙伴，并为在国际体系中获益甚少、长期受限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说话。

（二）谨慎客观定位，量力稳健而行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存在诸多制度上的路径依赖，改变游戏规则绝非朝夕之功。美国的实力并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科技优势，也在于对秩序建立和正当性话语的独占。金砖国家当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渐进改革，确实是“补位式”的，如成立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其应急储备安排。

虽然金砖国家无意挑战国际秩序，但当其体量接近一超时，自然会使后者尴尬不安。独霸国家日益感觉解决国际困局力不从心，希望借力新兴大国以分担压力，同时又担心导致其一霸“老大”地位进一步削弱，甚至动摇。

崛起国家应谨言慎行，减少“老大”狐疑，如“金砖国家正悄悄地构筑平行秩序的最初基石，开始时对现有国际制度起补充作用，而后可能对其提出挑战”。既是补充和完善，就不宜好大喜功，急于平分秋色，如“希望金砖开发银行将与世界银行并驾齐驱”。

简言之，金砖国家在渐近改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制度中，应继续与理想化或激进化的主张保持一定距离。如急于强调“在承认当今秩序的力量的同时，将挑战现行体系中的等级制度，以获得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才享有的特权”。

中国偕一些金砖国家不顾美的非理性抵制，坚持倡导成立向美西方等全方位开放的亚投行，得到欧洲等美的盟国的自主和有力响应。同时，中国又参加亚洲发展基金第12轮增资以及愿对国际开发协会和非洲发展基金增加捐资，体现了对现有经济治理机制的补充和支持。

未来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国际竞争的本质将是充满创新活力的国家“善治”以及国际规制和秩序的演进，而非武力与霸权。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相互交融．“共生”关系日趋深化，客观上向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变，可能形成比过去经济全球化时代较少依靠军备竞赛的竞争方式与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对于大多数重要多边和地区经济治理机制，中国偕金砖国家可以或正在占有重要的合作地位，并发挥着影响地区和全球的大国作用。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