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一”长假的前一天，有两条头条新闻或许让北京负责朝鲜半岛事务的外交和军事部门“不得安宁”，牵动着中韩两国的神经。据报道，9月29日上午中国渔船疑因韩海警投放爆音弹，在韩海域起火，导致三人死亡；当天上午韩国国防部宣布确定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新址。此时，笔者认为是时间回顾一下中韩关系和寻求化解“萨德”危机的新思维。

自1992年8月建交以来，中韩关系一直健康稳定发展。双边贸易额增长36倍，从1992年的63亿美元到2015年的2274亿美元；每周约有1100趟飞机承载着约20万商人、游客、学生等往返于中韩之间。2014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惯例，在尚未访问朝鲜的情况下出访韩国。去年1月，中韩在首尔签署《中韩自贸协定》。去年3月，韩国青瓦台不顾盟友美国反对，决定加入由中国牵头创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而韩总统朴槿惠也冒着得罪美国和国内保守势力的巨大风险，于9月3日毅然飞往北京，参加由中国主办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朴槿惠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式的合影，标志着中韩蜜月期的顶峰。

不过好景不长，中韩关系迅速跌入了谷底。今年7月8日（中菲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前四天），美韩不顾中俄一直以来的反对立场，突然宣布将在2017年底前在韩国部署“萨德”，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中国外交部立即在当天召见美韩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紧接着，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及专家学者都通过不同途径表达了反对意见，而韩国政府高层也在不同场合公开“暗示”中国在干涉韩国内政。一时间，中国军演、“限韩令”（抵制“韩流”）、经济制裁、亲华韩国国会议员访华、“事大主义”（历史上朝鲜对华朝贡、小国侍奉大国）、“中俄朝对美日韩新冷战体系”等词汇，充斥于中韩两国的舆论战之中。“萨德”部署问题成为中韩建交24年来的最大挑战。

那么青瓦台为什么要冒着冷冻中韩关系的风险，执意允许美国在其领土部署“萨德”呢？韩国方面的说法是，韩国很清楚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担忧，也并不想部署“萨德”（2013年10月时任韩国国防部长金宽镇曾明确表示，韩国不会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在2014年6月美国驻韩美军总司令柯蒂斯·斯卡帕罗蒂公开建议美国在韩部署“萨德”以应对朝鲜军事威胁后，韩国仍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仅磋商，不决定。一种普遍解读是，朴槿惠总统说服了国内保守势力，希望通过与2005年已经认识的习近平主席建立战略互信后，借华之力，促朝弃核。

朴槿惠总统的做法确实有所成效，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决议案对朝制裁，并在中韩国防部间建立军事热线以备危机时及时沟通。但今年1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据韩国媒体报道，刚刚设立的中韩热线形同虚设，首尔的电话请求无人应答（据外交人士透露，与朝鲜有着近似盟国关系的中国是不可能先于朝鲜接韩国电话的），这让花了巨大政治资本打造中韩最佳蜜月期的朴槿惠总统在国内大失脸面。紧接着，朴槿惠所在的执政党新国家党在4月国会选举中意外失利，使她和内阁回归保守，继续打“政治正确”的安保牌（韩国著名智库峨山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显示53.6％的韩国国民支持“萨德”部署），最终决定允许美国在韩部署“萨德”。

笔者认为朴槿惠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至少有两个误判，一个高估，一个低估。第一，韩国高估了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中国确实与朝鲜都是共产主义国家，曾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给予朝鲜莫大的支持，也是朝鲜无可争议的第一大经济伙伴，但是北京对平壤的影响远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中国共产党一直通过党内外各种渠道和场合向朝鲜表达坚定反对核试验的立场，但是朝鲜并未听从中国劝告停止核开发。第二，青瓦台低估了中国对“萨德”的反应。虽然青瓦台了解中国的反对立场，但并未料到北京会如此大规模地动用官方媒体、外交和国防资源进行反制。美韩虽多次强调，在韩国部署的“萨德”是一套为防范朝鲜核威胁而建造的防御性系统，不针对第三国，并希望在技术层面与中国合作，但这并未打消中国对“美借朝、拉韩、堵中国”的担忧。

当务之急，中国应如何应对“萨德”部署呢。笔者认为，首先中国需向美韩发声，敢于明确表态，并做好必要的反制。自7月美韩宣布“萨德”部署后，中国军方的一系列举措，如黄渤海大规模军事演习、加快高超音速飞行器和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计划、披露正在研发自己的反导弹系统测试等，已达到了这个目的。接下来，中国应与俄美韩一起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对朝制裁，让金正恩充分认识到，发展核武器对其政权稳定的危害远远大于所获利益，并应以配合美韩制裁朝鲜向美韩换取切实的安保和经济利益，如美韩应直接或间接补偿中国企业因参与严厉制裁朝鲜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并在“萨德”问题上有所妥协。同时，中国需要与美韩保持开放、灵活、有效的沟通，在“萨德”部署已成当下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努力在技术层面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中美韩或许能在“萨德”的雷达选择、部署方向、指令下达流程等具体操作层面上，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次优方案。

虽然对中国来说这绝非最优选择，但此方案可以帮助我们为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并可以增进双方互信，避免把韩国推向美日怀抱，为中国争取一些现实利益。同时，中国应软硬皆施，并与美韩执政党、在野党和社会各界以及朝鲜劳动党中央保持沟通，有效增加美韩“萨德”部署成本，减少部署效益，努力将“萨德”的最终部署时间拖延至明年12月韩国总统大选前后，寄希望于韩国新政府改弦易辙。笔者自认有些天真，但在奥巴马总统和朴槿惠总统任期尾声，为寻求政治遗产，在军事上谨慎，在外交上大胆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尝试试探美朝底线，说服美韩与朝鲜在谈判桌上“摊牌”，力求绝地逢生之道，或许“萨德”危机将迎刃而解。眼下，北京应与莫斯科一道劝阻美韩军事施压，游说平壤，力阻其第六次核试验。

长远来看，中韩都需要与时俱进，现实地重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韩国人需重新审视韩美同盟的历史定位，抛弃美国万能的想法。而中国则需深思中朝友谊的收益和成本，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例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朝友谊能给中国带来多少现实的经济利益？在高科技的现代化战争中，朝鲜仍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吗？没有核武器的朝鲜已不多考虑中国的利益，那么核武装的朝鲜呢？平壤那时一定亲中吗？日韩不会借机核武装自己吗？朝鲜有事时涌入的大量难民（其实，现在逃离朝鲜的难民大多会或希望借道中国前往韩国或第三国）会对每年人口净流出20万的东北三省产生不可控的冲击吗？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候选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CSIS Pacific Forum的非常住研究员，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