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联合早报》刊登拙文《南中国海仲裁与超越美国中心思维》后，笔者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这些反馈促使我进一步思考。随着海牙仲裁庭作出了对中方不利的判决结果，有关中美战略对抗将极度升级的评论也急速升温。

今年2月，美国本土举行的首次美国－东盟（亚细安）峰会举行时，同样各种报道分析背后的主角都是中国。有的认为这是奥巴马政府“回归亚洲”战略中拉拢东南亚国家遏制中国的具体步骤，有的则认为这是东盟利用中美战略博弈在中美之间搞平衡的意图体现。

总之隐含的逻辑是东盟是中美战略博弈的棋子，而峰会召开的地点正是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会晤的安纳博格庄园，更增加了上述说法的背景色。包括东盟在内中国周边外交中的美国因素无疑很重要，但过度的“美国中心思维”不仅会限制中国发展与周边关系的空间和质量，甚至导致中美之间误认知和战略互不信任加深。

“美国挑拨论”

派生的被动应付困境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迅速，双方签署了自贸协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也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主义外交。然而近年来，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在海洋主权权益问题上出现冲突，最为明显的是越南和菲律宾，还有一些原来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疏远中国的倾向，例如缅甸。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解读是“美国挑拨论”，即奥巴马政府为了压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通过放大和挑拨地区矛盾制造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不和。

这种解读并非没有道理，美国已经表示要把海军力量的60%转移到太平洋，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同很多东南亚国家加强安全关系。2015年11月17日，奥巴马登上菲律宾的舰艇，表示将遵守同盟条约义务。当天，美国宣布向东南亚四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提供2.59亿美元的援助海洋安保，其中7900万美元给菲律宾，并向其提供一艘巡视舰。美国和菲律宾还在商讨新的军事协定，尽管菲律宾上院中有不同意见，认为违反宪法，但是如果通过将可能为美军驻留提供可能。美国还两次派遣军舰驶入中国建设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以内，进行“航海安全行动”。

2016年2月的美国－东盟峰会前，美国还与泰国进行了“金色眼镜蛇”的联合军演，尽管目前泰国处于军政府统治下，美国同意继续军演被认为是为了对应中国的需要而牺牲外交原则。2015年下半年，海牙国际法院对菲律宾提交的仲裁案表示有权对南中国海进行仲裁后，美国开始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定义为法律问题来施压中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国际法院的仲裁结果将会非常重要，因为这将会是对“中国是否遵守国际法的国家还是中国准备游离于国际法之外”的一次严肃的检验。

在经济上，美国和日本积极游说东盟成员国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已经表示兴趣，去年11月美国总统在马来西亚演讲说以TPP为轴推进海洋安保，这实际上会造成东盟内部的分裂。

美国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军事化”的政策，然而美国的上述言行本身似乎更加具有军事色彩，更加严重的是美国的言行刺激中国，中国加快了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速度。美国希望通过团结东盟来施压中国，中国则只能采取反施压的办法对应。2015年11月4日，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这是2010年召开以来首次没有声明，据报道主要因为美国主张加入航海自由，中国强烈反对。

对于美国利用TPP实现战略目的，中国则对“新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不断涌现，引发对于碎片化”表示了忧虑。公平地说围绕东盟，中国实际上更多地是处于守势，被动地对应美国的攻势，然而在国际舆论上似乎中国则被描绘成了一个强硬的崛起大国。暂且不争论谁更强硬，遗憾的结果是东盟似乎在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平台。

从上述分析看，从短期来看中国的东盟外交的挑战出现美国因素无疑是直接的诱因，但高估美国因素则会导致分析的本末倒置。包括东盟在内的中国周边外交的真正挑战不在美国，而在于长期以来内化在“周边外交”中的自觉不自觉地为对美外交服务的美国中心思维定势，容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果积极作为可能担心会“惹了美国”，第二美国一旦有什么动作，则联想到美国搞鬼可能把周边拐跑。

首先，是不是没有了美国因素中国的周边外交就会自动便顺呢？情况可能并非那么简单，东盟各国与中国关系中有很多非美国因素或者说非战略因素存在，十个成员国基本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大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基本都同中国在陆地或者海上相邻，领土，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同中国关系中内含着不稳定因素。

缅甸内部的宗教，种族冲突会“外溢”到中缅关系，越南经济社会挑战容易引发领土争端表面化，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自信增加的菲律宾在对外关系上则更倾向于发声等，这些内在的变量并非都是美国挑拨的结果，也不是说美国不搅和就会自动消失。

第二，亚洲的多样性客观上造成了美国中心战略思维的优势。以东盟为例，十个成员国情况千差万别，国家内部情况也很复杂，例如印尼一个国家就有1万多个岛屿，300多个民族，500多种方言，换句话说要真正理解东南亚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是一项很庞大的挑战，弄懂美国抓住主要矛盾来制定战略更具有吸引力。

中美关系搞好了，周边关系也会自然理顺的“自动稳定论者”可能并不在少数，尽管很多时候是不自觉地存在着。正因为潜意识当中的美国中心，出了问题就会马上想到是不是美国的挑拨，另一方面又会不自觉地想到如何通过美国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怪圈。

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虽然存在着领土等问题，但地缘相近，经济依存增加也是美国不可能拥有的优势。例如在互联互通，边贸等方面，美国是永远无法同中国竞争的。

因此周边外交上只要战略目标清晰持续，知识积累智力支持充分，外交艺术和努力不间断既不会得罪美国，美国也不可能拐走周边。

不依附于对美战略的新周边外交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有可能给中国造成战略挑战甚至威胁的国家，国际战略中把美国放在重要地位，甚至首要地位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估计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也是一样。但对美战略的极端重要性的定位很容易衍生对美战略就等于国际战略的核心，这就要求同于其他的地区战略服从对美外交，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跳跃”（theoretical jump）。

利用中美关系来调节中国与第三方关系的潜意识，至多只能带来短期的“消极稳定”，要获得长期的“积极稳定”，需要中国与第三方相互了解沟通建立机制和信任来实现。当然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东盟国家同样有明显的美国中心的战略思维倾向，所以才会出现同中国关系的挑战首先想到是如何强化同美国的关系，而不是直接沟通。

但中国是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应该比东盟国家更能够容易在战略思维上有突破，就中国而言，需要思考要一个什么样的东南亚？是否不被美国“拐走”的中国东盟战略就成功呢？当然不应该以此为评判标准，因为这实质上仍然是建立在对美需要基础上的衍生战略，而应该以中国东盟关系建立在自律性基础上的具有韧性积极稳定为标准。

从战略方向上来说，中国已经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早在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东盟外交目标。在实践上，从经济社会层面来说，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也作了很多的努力，例如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员交流等。但在敏感的政治安全领域，似乎美国中心思维仍然还非常强。

但是，新一届中国领导层执政后，在政治安全方面的东盟外交中突破美国中心战略思维方面，有一些令人振奋的积极努力。例如在中越海上争端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去年11月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国务委员杨洁篪也多次访问河内进行沟通。去年，习近平还在北京会见了当时缅甸反对党领导人翁山淑枝。

2013年，习近平访问印尼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构想，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期间将印尼新总统佐科的座次安排仅次于奥巴马、普京之后，这表明了对印尼和东盟的尊重，据报道印尼国内对此评价也很高。重要的是不能被一时间的挫折而中断这样的建设性努力。

然而，也需要看到思维范式的转变并非短期内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在遇到困难时旧的思维范式很容易自动得到强化。美国中心思维的思想根源在于自信不足，是“中国弱”的自我意识反射。

当中国有时候批评其他国家的战略从美时，可能也需要反思外界看中国时是不是也认为中国战略围着美国转呢？作为一个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的国家，中国需要有意识地不时提醒自己从美国中心战略思想中自我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挑战不在美国，而在于有艺术地超越自身的一系列思维定势。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